摘要

中国大陆跨性别医疗史常被写成一条术语替换线：较早的“易性症／易性癖”逐渐让位于“跨性别”“性别焦虑”或 ICD-11 的“性别不一致”。现存资料呈现出更复杂的制度节奏。二〇〇一年完成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属于中国精神科诊断分类长期本土化与国际协调的结果；二〇〇八年和二〇一四年两次精神科医师调查又显示，CCMD-3 与 ICD-10 在专业实践中长期并行。世界卫生组织在 ICD-11 中把与跨性别相关的分类重构为“性别不一致”，并把它放入“与性健康相关的情况”章节。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国家医疗技术规范、医院门诊、诊断证明、激素与手术转介继续形成自己的接口节奏（Chen 2002；Zou et al. 2008；Dai et al. 2014；WHO 2019, 2022）。

本文把这段历史理解为诊断分类的多重时钟。第一只是国际分类时钟，记录 ICD 版本的发布、通过与生效；第二只是国内专业时钟，记录中国精神科分类与国际标准的协调和实际使用；第三只是临床接口时钟，记录门诊名称、诊断证明、转介和治疗路径；第四只是行政监管时钟，记录国家医疗技术规范怎样连接诊断、医院资质与手术材料。四只时钟在同一时期可以显示不同术语和不同制度状态。

文章进一步提出一张可复用的**“诊断迁移账本”**：为每条分类证据记录 classification_system、category_term、issuing_authority、publication_time、implementation_time、clinical_interface、administrative_link、self_identification_status 与 source_version。这张账本把“某个词出现了”转换为更精确的问题：谁发布了分类？谁实际使用？它进入哪种医疗动作？它与行政证明有什么关系？个人自我认同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由此，中国大陆跨性别诊断史可以被重建为分类、服务与监管相互翻译的历史，而非单一名词的接力。

关键词： 跨性别；中国跨性别历史；易性症；性别不一致；CCMD-3；ICD-10；ICD-11；诊断分类；医疗史；去病理化

一、研究问题：同一个年代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几套诊断语言

诊断分类是一种制度工具。它帮助医生共享病例语言，帮助医院组织科室与转介，也进入医学教育、科研纳入标准、医疗统计和部分行政程序。世界卫生组织把 ICD 定义为记录、报告和比较健康信息的共同语言；中国精神科在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又形成了自己的 CCMD 系列，并持续与 ICD 和 DSM 发生比较、协调与借鉴（WHO 2026；Chen 2002；Lee 2001）。跨性别医疗恰好位于这些分类体系、临床服务和社会身份语言的交叉处。

二〇一八年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页面仍以“易性症综合治疗门诊”为标题，并把心理／精神科评估、内分泌、外科与多学科服务连接起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18）。同一时期，全国调查、UNDP 报告与学术研究已经稳定使用“跨性别”作为人口与身份总称（UNDP 2016, 2018；Zhang et al. 2016）。二〇二二年国家限制类医疗技术文件采用“性别重置技术”作为技术监管名称；世界卫生组织的 ICD-11 则采用“性别不一致”作为与性健康相关的分类（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WHO 2022）。这些材料共享一个时代，却来自不同制度层。

本文的问题因此是：中国大陆跨性别诊断分类在二〇〇〇年代以来怎样迁移，国际分类、国内专业使用、医院服务和行政监管之间为什么形成时间差？ 核心答案把诊断分类的历史单位设为“分类进入哪个制度接口”，并把“某个词在某一年发生替换”的叙述降为其中一种局部证据。分类手册的修订、医师实际使用、医院门诊更新、国家技术规则更新拥有各自周期；四只时钟的错位正是历史事实。

这一视角与本站此前的“语汇地层”研究形成分工。公共语言史关注媒体、行政、临床和社群怎样分别命名跨性别经验；本文把镜头收窄到诊断分类的权威链与执行接口。同一个词在报纸中可以承担人物描述，在精神科分类中承担诊断类别，在手术规范中又成为材料要求。本文只在分类与医疗动作相连时把它纳入核心证据。

二、研究材料与方法：从“词”转向“分类权威—接口—时间”

本文使用四组材料。第一组是中国精神科分类史研究。Chen 对 CCMD-3 的形成过程作了直接说明：一九九六至二〇〇〇年的前瞻性现场试验由四十一个精神卫生中心和精神病院的一百一十四名精神科医师参与；CCMD-3 的描述性定义以 ICD-10 临床描述与诊断指南为重要参照，诊断标准也参考 ICD-10 研究标准和 DSM-IV；中国精神医学专业组织随后把 CCMD-3 发布为全国精神科使用的诊断指南（Chen 2002）。Lee 对 CCMD-2-R 与 CCMD-3 的研究则把中国分类放进国际标准协调与地方临床需要之间的长期关系中（Lee 1997, 2001）。

第二组是分类实际使用调查。二〇〇八年的北京精神科专业人员调查中，一百八十一份可分析问卷显示 CCMD-III 使用比例为 63.8%，ICD-10 为 28.5%，DSM-IV 为 7.7%（Zou et al. 2008）。二〇一四年另一项调查中，九成以上中国参与者经常使用正式分类体系，其中 ICD-10 使用比例 48.8%，CCMD-3 为 39.3%，DSM-IV 为 11.4%（Dai et al. 2014）。两项调查的样本、地区与年代各异，所以比例适合被理解为两个制度切片；它们共同显示国内分类实践经历了一个多体系共存与国际协调持续增强的时期。

第三组是 WHO 关于 ICD-11 的正式材料及配套研究。WHO 在二〇一八年发布 ICD-11，世界卫生大会于二〇一九年通过该版本；自二〇二二年起，ICD-11 成为国际健康数据报告的新版本。与跨性别相关的分类从 ICD-10 的相关旧类别重构为“Gender incongruence／性别不一致”，并进入“Conditions related to sexual health／与性健康相关的情况”章节（WHO 2018, 2019, 2022, 2026）。Reed、Drescher、Robles 等人的修订论文和现场研究记录了这一重构的科学、临床与人权依据（Reed et al. 2016；Robles et al. 2016；Drescher et al. 2016）。

第四组来自中国大陆公开医疗与行政接口，包括二〇〇九年卫生部《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二〇二二年国家限制类技术目录与“性别重置技术”规范、北医三院二〇一八年门诊页面、二〇二三版临床诊疗与护理指南的公开转载，以及法律性别承认、跨性别健康与社区调查材料（卫生部 2009；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18；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北医三院成形外科 2024；UNDP 2018）。这些来源记录的是“分类怎样进入实际动作”。

为比较四组材料，本文建立“诊断迁移账本”。每条记录包含九个字段：

  1. classification_system：CCMD、ICD、医院内部诊疗语言或技术监管体系；
  2. category_term：材料实际使用的诊断或技术名称；
  3. issuing_authority：专业学会、WHO、卫生行政部门、医院或研究团队；
  4. publication_time：文件公开或版本发布的时间；
  5. implementation_time：有证据支持的实施、使用或生效时间；
  6. clinical_interface：挂号、评估、诊断证明、激素、手术或转介中的具体作用；
  7. administrative_link：与医疗技术准入、户籍、证明文件等程序的连接；
  8. self_identification_status：它属于专业分类、研究人口类别、社群自称还是多者交叉；
  9. source_version：原版、修订版、医院页面、转载或后续回顾。

账本的价值在于保留证据层级。WHO 的国际分类发布日期说明全球标准发生变化；中国精神科调查说明某一时期医师实际采用哪些体系；医院页面说明患者进入具体服务时看到什么词；国家技术规范说明某些医疗程序要求什么材料。四类证据互相连接，同时各自回答不同问题。

三、第一只时钟：CCMD-3 记录国内精神科分类的本土化与国际协调

中国精神科分类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把本土诊断传统与国际分类逐步连接起来。Lee 对 CCMD-2-R 的研究强调，这套分类一方面吸收国际精神病学的结构，另一方面保留中国临床和文化语境中的类别安排；到 CCMD-3，国际协调进一步加深（Lee 1997, 2001）。Chen 的 CCMD-3 形成史提供了更具体的制度证据：工作组开展多年现场试验，并逐项比较前一版本、ICD-10 与 DSM-IV（Chen 2002）。

这段背景对于跨性别史十分重要，因为“易性症”这样的临床词属于完整精神科分类环境的一部分。公共网络上的医学教材与教学材料保存了 CCMD-3 相关条目和“易性症”用法，它们可作为定位专业语言的辅助入口；版本史与专业调查则提供分类权威和使用范围的更强证据（天山医学院 2013；Chen 2002）。从史料方法看，一个单独条目只能说明某个版本如何命名；分类史还需要知道该版本由谁发布、哪些医师使用、与国际分类的关系如何。

二〇〇八年的调查让“使用”这一层变得可量化。在当时北京样本中，CCMD-III 占据主要位置；研究者同时观察到 ICD-10 和 DSM-IV 的使用（Zou et al. 2008）。到二〇一四年的调查，ICD-10 在中国受访者中的常规使用比例高于 CCMD-3，研究者把这一结果放进国际分类协调的大背景中（Dai et al. 2014）。这两个截面共同提示：手册出版时点与专业实践迁移时点之间存在距离。

因此，CCMD-3 的历史意义可以写成一条清晰链条：国内分类编制 → 多中心现场试验 → 与 ICD/DSM 比较 → 专业发布 → 医师使用 → 与国际分类进一步汇流。跨性别诊断词位于这条更大的精神科知识基础设施中。研究者在阅读二〇〇〇年代病历、医院网页或政策材料时，应先辨认其分类背景，再判断一个词在具体机构中的功能。

四、第二只时钟：ICD-11 改变的是分类位置、名称与健康系统接口

ICD-11 对跨性别健康的关键变化具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名称重构。WHO 以“Gender incongruence of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和“Gender incongruence of childhood”替代 ICD-10 中相关旧类别；第二层是章节位置变化，相关分类进入“与性健康相关的情况”；第三层是功能解释，WHO 把保留分类与跨性别者获得适切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险支持联系起来（WHO 2019, 2026）。

这一变化来自较长的修订过程。Reed 等人在二〇一六年系统说明 ICD-11 对性与性别相关分类的重构，讨论科学证据、临床实践和人权标准（Reed et al. 2016）。Robles 等人在墨西哥城开展的 ICD-11 现场研究把心理痛苦、功能影响、社会排斥与暴力分别测量，为分类重构提供经验材料（Robles et al. 2016）。关于儿童分类的研究又显示，不同国家的跨性别参与者与医疗专业人员会从医疗可及性、标签含义和临床用途等角度评估分类保留与章节位置（Drescher et al. 2016；Cohen-Kettenis et al. 2017）。

世界卫生大会二〇一九年的通过日期与二〇二二年的国际报告起点属于国际分类时钟。WHO 自己的实施说明强调，各成员国的迁移工作取决于既有信息系统、编码基础设施与本地实施准备（WHO 2022）。因此，二〇二二年适合标记全球 ICD 版本进入新阶段；中国大陆医院、精神科、病案编码和具体门诊的采用情况还需要独立的国内实施证据来标记。

这个区分解决了历史叙述中常见的时间混合。研究者看到 ICD-11 在二〇一九年获得通过，可以记录“国际分类权威发生变化”；看到某家中国医院随后采用“性别不一致”，可以记录“临床接口发生变化”；看到国家技术规范更新名称，则记录“行政监管发生变化”。三个日期可以相互靠近，也可以相隔数年。

五、第三只时钟：医院门诊把分类翻译成“先去哪里、需要什么证明”

医院是诊断分类最直接的公共接口之一。北医三院二〇一八年的“易性症综合治疗门诊”页面把性别认知、心理与精神科评估、多学科诊疗、内分泌与外科服务组织在同一条临床路径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18）。对于患者来说，分类词在这里具有导航作用：它指向挂号入口、评估者、下一步治疗和可能需要的医学证明。

二〇二三版《易性症临床诊疗与基础护理指南》的公开转载显示出更加鲜明的“叠层”。指南沿用“易性症”作为页面主标题和服务对象称呼，同时列出“易性症”“性别不一致”“性别焦虑”“性别认同障碍”等可能出现在诊断环节的术语；它又以去病理化的说明解释跨性别身份，并把心理支持、内分泌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组织为可选择的医疗步骤（北医三院成形外科 2024）。同一份材料因此同时保存了旧专业词、新国际词与服务流程词。

这种并置特别适合用“临床接口时钟”理解。医院更新一个门诊标题需要科室历史与组织连续性；医生书写诊断可能参考不同训练体系和现实证明需求；内分泌与外科路径又受各自专业规范约束。于是，“术语更新”会在一个机构内部形成多个节点。公开页面的修订日期还会晚于具体临床实践的变化，网页时间与医疗时间也应分开记录。

Zhou 关于中国跨性别医疗的研究把家庭参与、全球规范与本地适配放在同一框架中；Shao 对跨性别医疗的地理—生命政治研究进一步强调亲属关系、照护与医疗制度之间的重新校准（Zhou 2024；Shao 2026）。这些研究提示，诊断分类进入中国临床时，会与家庭同意、服务供给、医院等级、城市资源与跨科协作相互作用。分类是一张制度地图的入口，实际照护路径则由更多关系共同塑造。

六、第四只时钟：医疗技术监管保持自己的命名与证明逻辑

二〇〇九年卫生部发布《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把手术机构资质、医师资质、年龄、婚姻状态、诊断和术前材料写入技术管理框架（卫生部 2009）。这里的核心对象是高风险医疗技术及其临床应用条件。诊断词的功能也因此非常具体：它参与确认进入外科路径所需的医疗材料。

二〇二二年国家限制类技术管理体系把相关技术命名为“性别重置技术”，并列入国家限制类医疗技术目录（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名称变化显示行政医疗语言持续更新，同时技术监管仍围绕医疗机构资质、人员能力、病例管理和手术条件展开。上海后来公开的限制类技术备案页面也把“性别重置技术”列为国家限制类技术之一，显示这一技术名称进入地方备案与公开政务接口（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4）。

行政时钟与诊断时钟具有不同对象。ICD 主要承担健康信息与临床分类；国家限制类技术规范主要承担特定医疗技术的准入和质量安全管理；户籍性别变更又属于另一套行政程序。二〇〇二年公安系统关于手术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的批复，把指定医院证明、性别项目与身份号码更新接在一起（公安部三局 2002）。这些制度之间通过“诊断证明”“手术证明”等文件发生连接，却拥有各自的发布者和更新周期。

因此，一项分类改革的社会效果需要沿着文件链追踪：分类名称 → 医院诊断 → 治疗转介 → 手术材料 → 手术证明 → 后续行政用途。每一个箭头都可能由不同机构掌握。历史研究只记录最上游分类名称，会漏掉分类如何进入现实生活；只记录最下游证件变化，又会漏掉此前的医疗判定与专业权威。

七、研究与社群语言形成第五个参照系：身份分类与诊断分类承担不同工作

二〇一〇年代以后，“跨性别”成为中国大陆研究、调查与服务项目的重要人口总称。二〇一六年全国性 LGBTI 调查把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放进社会态度研究；同年的 Trans Health Blueprint 直接围绕跨性别健康服务组织知识；二〇一七年全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进一步把跨性别与性别非常规人群作为独立调查对象（UNDP 2016；UNDP China 2016/2018；北京同志中心等 2017）。

健康研究同样采用身份与研究纳入标准。Zhang 等人的全国网络调查研究跨性别性健康；Chen 等人的研究分别分析激素／手术需求和自杀风险；Klemmer 等人研究中国跨性别与性别多元青少年的暴力、抑郁、焦虑与自杀意念（Zhang et al. 2016；Chen et al. 2019, 2020；Klemmer et al. 2019）。这些研究中的“transgender”主要承担人口识别、样本纳入与健康差异分析功能。

身份分类与诊断分类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医疗经历中。一个人可以以“跨性别女性”参加研究，在医院接受以“易性症”或“性别不一致”记录的评估，在行政文件里又遇到“性别重置技术”。三种标签分别属于人口研究、临床诊断和技术监管。它们之间的关系适合记录为接口对应，这样既保留自我认同，也保留制度对服务资格与文件的实际要求。

社群服务材料进一步凸显这种差异。全国跨性别热线、跨儿心理小组和数字档案以“跨性别／跨儿”等社群友好的入口组织资源（China Development Brief 2018；跨儿心理小组 2022；跨与多元性别档案 2026）。这些名称的主要任务是让人找到支持、知识和同伴。研究诊断分类史时，它们提供一个重要参照：医疗分类的变化应当与当事人和社群使用的身份语言分别记录。

八、原创综合：四只分类时钟与一张“诊断迁移账本”

把上述证据放在一起，可以得到四只同时运行的时钟：

国际分类时钟：ICD 修订、发布、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生效与后续版本维护。

国内专业时钟：CCMD 编制、现场试验、专业发布、精神科医师实际采用，以及 ICD 在国内专业实践中的扩展。

临床接口时钟：医院门诊名称、精神／心理评估、诊断证明、激素与手术转介、病历和护理指南的更新。

行政监管时钟：国家限制类医疗技术、地方备案、手术材料和户籍证明要求的更新。

四只时钟组合后，跨性别诊断史呈现为一张“异步系统图”。二〇〇一年 CCMD-3 的发布属于国内专业时钟；二〇〇八年、二〇一四年调查记录专业使用比例的变化；二〇一八年北医三院页面记录临床接口；二〇一九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 ICD-11 属于国际分类时钟；二〇二二年“性别重置技术”规范属于行政监管时钟；二〇二三版诊疗指南又把多个诊断词并列到一个临床流程中。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证据类型。

“诊断迁移账本”让这种异步变化可以持续维护。举例说，一条 ICD-11 记录可写为：classification_system=ICD-11，category_term=Gender incongruence，issuing_authority=WHO/WHA，publication_time=2018，adoption_time=2019，international_reporting_start=2022，clinical_interface=需由具体机构证据补充。一条北医三院记录则可写为：classification_system=clinic/service interface，category_term=易性症/性别不一致等，issuing_authority=医院临床团队，publication_time=2018或2024公开版本，clinical_interface=评估—支持—内分泌—外科。两条记录互相参照，同时保持各自权威范围。

这套方法还可以处理未来变化。新的国家诊疗指南、医院页面、病案编码规范或医学教材出现时，研究者只需增加一条记录，标出版本与接口，然后观察哪只时钟发生移动。历史叙述因此具有可修订性：新的证据改变一个节点，而整条时间线保留来源与版本信息。

九、竞争解释与证据边界：公开文件展示制度表面，实施史需要更多机构材料

现有证据最强的部分，是分类版本、公开规范、医院公开页面和已发表调查。它们能够确定谁在何时发布了什么、某些医师在调查时使用哪些分类、公开门诊如何描述服务，以及技术监管文件采用什么名称。它们构成制度史的可核验骨架。

临床实践的细部需要更密集材料。不同城市、不同医院、不同专业之间可能具有自己的培训传统和文书习惯；公开网页也具有编辑周期。病案首页编码、精神科诊断证明、内分泌转介与外科术前材料之间的实际衔接，需要医院规章、连续版本指南、匿名化表单、专业教材或口述史来补充。当前材料支持“多时钟并行”的框架，同时为地方差异留下调查空间。

国际标准与国内实施之间也应保持版本精度。WHO 的二〇一九年通过和二〇二二年国际报告起点能够精确定位 ICD-11 的全球时钟；中国大陆具体信息系统、医院编码与临床诊断采用 ICD-11 的节奏，应由国内实施文件逐项确认。把二者分开记录，可以让后续出现的新实施证据直接插入账本。

另一个竞争解释来自专业连续性。医院沿用“易性症”可能同时包含历史科室名称、患者检索习惯、诊断证明兼容和专业教学传统。二〇二三版指南把“易性症”“性别不一致”“性别焦虑”“性别认同障碍”等并列，说明现实临床语言具有翻译和兼容功能（北医三院成形外科 2024）。这种现象适合被研究为“多版本互操作”：多个词汇版本共同承担翻译、检索与文书兼容功能。

十、如何使用这篇词条：读一份医疗史料时填写九个字段

研究者遇到一份跨性别医疗史料，可以按以下顺序建立记录。先抄录原始分类词，并保留原文的年代语言；再识别发布者是 WHO、专业学会、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研究团队还是社群组织；随后记录文件发布日期与材料所描述事件的时间。第四步寻找它连接的动作：挂号、评估、诊断证明、内分泌、手术、病案编码、保险、户籍或研究纳入。第五步记录同一时期其他制度使用的对应词。

接着填写 self_identification_status。如果材料来自医院，“患者／易性症人群”等属于临床称呼；如果来自全国调查，“跨性别者”可能同时是研究类别与参与者自我选择；如果来自社群热线，“跨儿”主要承担关系与资源入口。把这些角色区分开，历史写作就能同时尊重当事人的身份语言和制度文书的原始术语。

最后检查 source_version。原始手册、官方规范和同期医院页面拥有最强的版本定位价值；后来的医院回顾、新闻转载和数字档案负责恢复上下文；学术论文负责比较制度与解释变化。三类来源组合起来，才能把“一个词的历史”推进为“一个分类怎样进入制度并产生后果的历史”。

结论：诊断分类史是一部制度接口的迁移史

中国大陆跨性别诊断分类从二〇〇〇年代进入二〇二〇年代，经历了国内精神科分类国际协调、ICD 全球修订、医院多学科服务发展和医疗技术监管更新等多条过程。CCMD-3 展示了中国精神科分类本土化与国际协调的制度背景；二〇〇八年和二〇一四年的医师调查显示专业实践中的多体系共存与迁移；ICD-11 把“性别不一致”放进与性健康相关的章节；北医三院公开材料显示“易性症”“性别不一致”等词可以在同一临床服务链里并列；二〇二二年的国家规范则以“性别重置技术”组织限制类医疗技术监管（Chen 2002；Zou et al. 2008；Dai et al. 2014；WHO 2019；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北医三院成形外科 2024）。

由此，最有解释力的历史单位是“分类—接口—时间”的组合。国际标准决定一种可共享的分类语言，国内专业体系决定它怎样进入训练与诊断，医院决定患者在具体路径中遇到什么词和证明，行政规范决定哪些文件进入技术与证件程序。四只时钟的交叠解释了同一年代多套术语共存的现象。

“诊断迁移账本”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可扩展的档案格式。随着地方医院史、医学教材、病案编码指南、专业会议资料、社群口述史和新政策版本进入公共档案，研究者可以逐条补充权威、版本、时间与接口。中国大陆跨性别医疗史也因此从一条术语替换线，展开为一张可以持续校准的制度迁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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