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海骄傲节从二〇〇九年开始，以志愿者组织的体育、文化、教育和社交活动连接上海及更广范围的 LGBTQ 社群。它在二〇二〇年完成第十二届活动后停止运作；二〇二六年官网社群公告再次确认，自二〇二〇年停止运作以来，上海骄傲节没有恢复举办活动（ShanghaiPRIDE 2026）。这段十二年历史留下了一组罕见的连续数字档案：年度新闻稿、活动预告、电影节节目、论坛页面、合作说明、受益组织清单和活动回顾。对于中国大陆跨性别公共史，这些材料尤其有价值，因为“跨性别”在档案中的位置发生了可追踪的变化。

本文以二〇〇九—二〇二〇年上海骄傲节官网材料为核心，结合中国酷儿行动、上海城市酷儿空间、社会组织、媒介与跨性别研究，重建四个连续阶段：LGBT分类中的跨性别 → 节目中的性别专题 → 独立跨儿活动 → 资源与组织网络的显性连接。二〇一二、二〇一三年的年度新闻稿把跨性别列入节庆服务对象；二〇一六年电影节把“性别”设为中心主题，集中放映跨性别、非二元与无性别经验；二〇一八年首届上海跨儿骄傲节形成中文主导的全天专题活动，并把上海跨儿说、广州跨儿中心、北京跨性别生活社等节点写进同一公开页面；同年十周年回顾与受益方清单又把多城市跨性别组织连接成可追踪的资源网络；二〇一九、二〇二〇年的电影、论坛、招聘、社群开放日与彩虹说继续保存性别多元议题的公共入口（ShanghaiPRIDE 2012, 2016a, 2016b, 2018a, 2018b, 2018c, 2019a, 2019b, 2020a, 2020b）。

本文提出两套史料工具。活动档案层级表记录一条页面究竟保存了名称、日期、地点、语言、讲者、合作组织、受益方、议题和后续链接中的哪些字段。跨性别可见性路由图记录跨性别议题怎样从一个总括分类进入电影、论坛、专场、组织资助与跨城市转介。核心结论是：上海骄傲节档案记录了一次公共接口的逐层细化。跨性别可见性由节庆介绍中的一个字母类别，逐渐进入拥有独立标题、日程、讲者、术语解释、组织名称与资源连接的活动结构。与此同时，这套档案的城市性、节庆性与策展性限定了它的代表范围；它最适合回答“公共活动怎样组织跨性别议题”，而中国大陆跨性别者的整体生活史仍需调查、社区档案、医疗记录、法律材料与地方资料共同补足（Bao 2012, 2018a, 2021; Wang 2021, 2026; Chiang 2021）。

关键词： 上海骄傲节；跨性别；跨儿；中国大陆跨性别历史；酷儿档案；公共活动；上海；社群组织；电影节；数字史料

一、研究问题：节庆网页怎样成为跨性别公共史料

骄傲节常被理解为庆典、公共表达或社群动员。上海的情形带有鲜明的制度与空间特征。上海骄傲节自二〇〇九年开始，由志愿者团队持续组织活动，采用电影、艺术、跑步、骑行、论坛、戏剧、聚会和社群开放日等形式，并长期依赖城市商业空间、文化机构、社群伙伴与领事馆合作（ShanghaiPRIDE 2013, 2014a, 2018d, 2020a）。Bao 对上海酷儿空间的研究指出，都市商业化、跨国网络、本地历史和国家治理共同塑造酷儿空间的可见方式；Jeffreys、Hildebrandt、Saich 与 Wang 的研究则把中国 LGBT 行动放在公共政策、社会组织登记、跨国资源与组织生存策略的长期变化中理解（Bao 2012; Jeffreys 2018; Hildebrandt 2011, 2018; Saich 2000; Wang 2021）。

这使上海骄傲节官网兼具两种身份。第一，它是活动传播工具，告诉参与者何时、在哪里、以什么语言参加活动。第二，它是事后形成的公共档案，保留策展者当时如何命名社群、选择议题、邀请讲者、连接机构和描述活动成果。历史研究需要把这两种身份同时保存。活动页面中的“地点”“中文为主”“嘉宾”“受益组织”等字段看似行政细节，却能把抽象的“可见性”还原为具体入口。

本文建立一张活动档案层级表，为每份史料记录十个字段：

字段观察内容历史用途
页面身份新闻稿、活动页、回顾、受益方清单、节目册判断文本功能
活动日期举办年月日建立时间线
地点酒店、文化空间、影院、城市路线等重建城市空间
语言中文、英文、双语判断实际进入门槛
社群称谓LGBT、LGBTQ、跨性别、跨儿、非二元等追踪命名变化
节目类型电影、论坛、演讲、专场、开放日等识别议题载体
人物主持、讲者、创作者、组织者连接行动者
组织合作方、社群小组、受益方连接机构网络
可操作信息报名、时间、联系方式、资源链接衡量入口完整度
后续记录回顾、照片、视频、年度总结判断档案连续性

第二套工具是跨性别可见性路由图。它观察一个议题在节庆系统中经过哪些“下一跳”：

总括身份分类 → 节目主题 → 独立专场 → 讲者/组织 → 资源与资助 → 后续档案

这个路由图强调结构变化。一个年度介绍写出“跨性别”，代表分类层面的承认；一场电影节把跨性别设为核心主题，代表节目层的集中策展；一场跨儿骄傲节给出全天日程与讲者组织，代表独立公共入口；受益方清单进一步把活动流量与组织资源连接起来。不同层级共同构成公共史。

二、2009—2013：从节庆创立到分类层面的持续可见

上海骄傲节官网把二〇〇九年记作起点。其“关于”页面把节庆定义为由志愿者运营、通过体育、文化、教育和社交活动提升 LGBTQ 自我认同、社会能见度与包容度的年度活动（ShanghaiPRIDE n.d.-a）。二〇一二年年度新闻稿回顾首届活动并明确写出，上海骄傲节面向男同志、女同志、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活动由志愿者发起（ShanghaiPRIDE 2012）。从档案角度看，二〇一二页面已经同时保存了创立年份、组织方式、服务对象与活动类型。

二〇一三年的“五骄傲”材料显示活动结构扩大：艺术展、摄影展、跑步、讨论会、戏剧、电影、派对、婚姻议题和职场议题共同进入一周日程；新闻稿还记录本土参与者比例、本土志愿者增长与临时场地变动（ShanghaiPRIDE 2013）。这些字段说明上海骄傲节很早就形成“多节目容器”，跨性别首先通过 LGBT 总括分类进入这一容器。

这一阶段适合用“分类可见性”描述。跨性别作为节庆所声明服务的群体之一，已经出现在公开自我定义中；档案同时保留更细的男同、女同、婚姻、HIV、职场等节目主题。跨性别专题页面的密度在这一阶段较低，历史证据重点落在“节庆把跨性别纳入谁”这一问题。Bao 对上海酷儿空间的分析提醒研究者，城市酷儿空间由商业场所、跨国人口、本地社群和治理环境共同塑造；因此总括性的 LGBT 标签同时承担跨语言协作和城市公共文化的组织功能（Bao 2012）。

年度新闻稿还保存一条重要的组织史信息：上海骄傲节通过私营场地、文化空间和赞助伙伴维持活动。二〇一三年材料记录部分场地在活动前发生变化，志愿者又为活动寻找替代空间（ShanghaiPRIDE 2013）。这一事实把“空间”从背景提升为公共接口的一部分。活动是否拥有稳定入口，取决于节目内容、组织劳动、场地与传播渠道同步工作。Hildebrandt 与 Saich 对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说明，正式登记、资源获取与制度适应长期影响民间组织的形态；上海骄傲节的节庆型、志愿者型组织方式可以放在这条更长的制度背景中理解（Hildebrandt 2011; Saich 2000）。

三、2014—2015：社群合作、公共议题与资源分配逐步制度化

二〇一四年“Better Together / 一起更精彩”材料把“联结”写进节庆主题。官方预告强调婚姻平等、性健康、职场多元、接受度与社群建设，并明确希望与其他 LGBT 组织和全球骄傲活动连接（ShanghaiPRIDE 2014a）。年度新闻稿继续记录文化、交流和娱乐活动，以及数千人规模的参与（ShanghaiPRIDE 2014b）。合作页面则把上海骄傲节描述为连接社群伙伴、讨论跨性别人群权益、就业平等和多元议题的平台（ShanghaiPRIDE n.d.-b）。

同一时期，节庆的资源分配功能也变得更容易从网页追踪。长期受益方页面按年份列出筹款对象：二〇一二年上海 LGBT 中心，二〇一三年佐佑基金会，二〇一四年成都同乐、同性恋亲友会、拉拉风向标，二〇一五年又增加上海青艾、北京同志中心、雪莲女爱等组织（ShanghaiPRIDE n.d.-c）。这类清单与活动新闻稿的功能不同。新闻稿呈现“发生了什么”，受益方清单呈现“节庆把资源送向哪里”。两类文本拼接后，活动史开始显现为网络史。

Wang 对中国 LGBT 行动三十年历史的梳理强调 NGO 化、跨国资源和城市行动之间的关系；Hildebrandt 讨论 HIV/AIDS 之后同志组织面对的资源悖论；Guo 对北京同志中心的个案研究则展示空间、志愿者和团结如何在具体机构中运作（Wang 2021; Hildebrandt 2018; Guo 2018）。上海骄傲节受益方清单提供另一个观察角度：年度节庆通过筹款把短期活动连接到全年运作的社群组织。

对跨性别史而言，二〇一四—二〇一五更像一段“网络准备期”。跨性别仍处于 LGBTQ 总括框架中，合作、筹款、论坛与文化活动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已经具备把更专门议题送入公共日程的能力。历史转折随后发生在节目策展层。

四、2016：电影节把“性别”变成独立策展主题

二〇一六年上海骄傲电影节提供一组高度结构化的跨性别史料。官方节目介绍明确宣布，该届电影节的中心主题为“性别”，影片涉及跨性别、非二元和无性别群体，同时关注酷儿女性（ShanghaiPRIDE 2016a）。“第1日：性别聚焦”页面进一步保存具体片目：《是男是女要你管》围绕四位跨性别男性展开，《MAJOR!》记录美国黑人跨性别活动家 Miss Major Griffin-Gracy 的经历；页面同时保存放映时间、地点和短片组合（ShanghaiPRIDE 2016b）。

这一节点代表从“分类可见性”进入“策展可见性”。跨性别经验成为一个完整节目单的组织原则。Guo 与 Evans 关于国际酷儿电影在中国放映的研究指出，电影节、电影社群与非院线场所承担了重要的酷儿文化传播功能；Bao 对《Extravaganza》的研究又展示上海变装、跨性别表征与跨国电影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Guo and Evans 2023; Bao 2018a）。上海骄傲电影节的官网材料让这种文化生产获得精确的日期、地点和节目结构。

二〇一六年的戏剧节页面则把 LGBTQ 现实经验写进舞台艺术框架，显示电影之外的文化分支也在扩展（ShanghaiPRIDE 2016c）。从档案角度看，一项议题进入多个媒介渠道，会形成“重复入口”：电影提供影像叙事，戏剧提供现场表达，论坛提供讨论，年度新闻稿提供总览。重复入口提高历史可恢复性，因为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用多个页面互相校验同一时期的活动生态。

这一阶段也展现国际材料与本地语境的互动。电影节引入海外跨性别影片，同时设立中文短片竞赛与中国酷儿影片平台。Bao 的研究把这种现象放进跨国酷儿文化与本地城市空间之间理解；Huang 则强调中国酷儿行动中的想象、脆弱性和文化实践（Bao 2012, 2018a; Huang 2017）。因此，二〇一六的“性别聚焦”既是国际片单，也是一种本地公共教育接口。

五、2017：跨性别进入年度文化节目与历史叙事

二〇一七年第九届上海骄傲节回顾记录超过六千名参与者，活动覆盖彩虹骑行、彩虹说、戏剧节与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近四十部作品，其中包括纪录片《The Trans List / 跨性别名单》（ShanghaiPRIDE 2017）。跨性别内容由二〇一六的中心主题延续到年度节目中，说明策展入口具有连续性。

这一年的另一条变化是跨城市协作被公开写入未来计划。年度回顾提到 CnPRIDE 的筹备，希望把不同地区的社群活动连接起来（ShanghaiPRIDE 2017）。上海骄傲节在这里兼具本地节庆和网络节点两种功能。Wang 的行动史指出，中国 LGBT 组织长期采用分散、关系型和项目型方式维持协作；Wang 后来的“可见/隐形”研究进一步强调，行动者会根据国内外受众与制度环境调节公开程度（Wang 2021, 2026）。上海骄傲节页面把这种协作的公开层留下了可引用记录。

年度活动还出现关于社群内部包容、家庭暴力和多元身份的讨论。它们为二〇一八年跨儿专场提供了组织经验：讲者征集、场地协调、活动预约、主题论坛、跨组织合作都已经成为成熟模块。历史上的“专场诞生”通常依赖这些先行模块累积，而页面档案能够帮助研究者看到模块如何组合。

六、2018：首届跨儿骄傲节形成独立公共入口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日，上海首届跨儿骄傲节举行。官方活动页的信息密度远高于早年的年度总览：页面给出活动日期、时间、地点、语言，解释“跨性别”“跨儿”“性别表达”三个词，并逐一列出嘉宾、机构身份和演讲话题（ShanghaiPRIDE 2018a）。这是上海骄傲节跨性别史中一个清晰的档案层级跃迁。

页面显示活动由跨儿说与上海骄傲节共同举办，中文为主。讲者背景把北京、上海、广州和更广的专业网络汇集到同一页：北京跨性别生活社成员介绍跨性别倡导进展；广州跨儿中心负责人讨论跨儿公益；医疗专业人士讨论性别重置与性健康；跨儿说成员、女性主义与性别友善项目也进入议程。活动页还公开解释“跨儿”作为较广的 trans 称谓如何与跨性别、性别酷儿、性别非规范和性别表达议题关联（ShanghaiPRIDE 2018a）。

这套页面最适合用“接口专门化”概括。一个参与者面对的入口已从“参加一场 LGBT 骄傲节”细化为“参加一场中文为主的跨儿专场”，并能提前知道主题、讲者、机构和地点。专门化还体现在知识结构：身份词汇、倡导历史、公益策略、医疗、性健康、女性主义和性别友善项目被安排在同一日程内。跨性别公共活动因此获得一种“主题内多专业”的形态。

二〇一八十周年总览为这次专场提供更广的节庆背景。官方页面回顾创办团队从早期较多外籍组织者发展为更多本地参与，并把主题设为“我们的社群｜我们的认同｜我们的骄傲”；页面还提到全国多地小组参与 CnPRIDE，并列出论坛、社群讲述和跨性别相关内容（ShanghaiPRIDE 2018b, 2018d）。这与 Bao、Conway 对上海 Pride 的研究形成互补：学术研究分析阶层、跨国性、谨慎型公共政治与 Pride 形式的争议，官网则保存组织者当时如何自我描述本土化、社群化和节目扩展（Bao 2012; Conway 2025）。

七、2018：受益方清单把跨性别专场连接到多城市组织网络

二〇一八年的历史意义还体现在资源路由。十周年回顾写明，节庆抽奖支持四个跨儿公益组织：北京的跨性别生活社、上海的跨儿说、南京的跨性别庇护所和广州的跨儿中心（ShanghaiPRIDE 2018c）。长期受益方页面也把这些组织列入二〇一八年度名单（ShanghaiPRIDE n.d.-c）。

两份材料共同产生一种比活动照片更稳定的组织网络证据。它们提供城市、组织名称、年份和资源关系。研究者由此可以画出一张最小网络：

上海骄傲节 → 上海跨儿说 上海骄傲节 → 北京跨性别生活社 上海骄傲节 → 南京跨性别庇护所 上海骄傲节 → 广州跨儿中心

这张图表达“公开记录中的资源连接”。它适合与各组织自己的网页、社区档案和采访进一步交叉核验。早期社群组织的名称、注册状态、活跃期和人员结构常发生变化，单一节庆页面主要证明某个日期存在一条公开连接。本文将其作为网络边，而把组织完整生命周期留给各组织的一手档案。

这正是活动档案层级表的价值：同样写着组织名称，嘉宾简介证明“谁以何种身份发言”，受益方清单证明“谁在某年度被列为资源支持对象”，年度回顾证明“节庆如何向公众叙述这条关系”。不同文本功能对应不同历史主张。将它们分层保存，可以降低后期资料把一次合作写成长期隶属关系的风险。

八、2019—2020：跨性别内容进入电影、历史、就业与社群入口组合

二〇一九年上海骄傲电影节延续对跨性别叙事的策展。官方总页记录九天、近四十小时、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十余部影片，并专门回顾“电影中的跨性别者角色和家庭”放映，涉及中文短片《找寻》和《女人就是女人》（ShanghaiPRIDE 2019a）。年度电影节介绍还把活动放进自二〇〇九年“同志电影放映夜”起的十年序列，保存节目发展脉络（ShanghaiPRIDE 2019b）。

二〇一九年度总览同时展示节庆功能持续分化：电影、艺术、企业多元、社群历史、性别多样性解释和社群建设形成多个并行模块（ShanghaiPRIDE 2019c, 2019d）。这种结构说明跨性别公共可见性进入一种“多路由状态”：一位参与者可以通过电影进入，也可以通过性别知识活动、社群组织或年度论坛进入。此时“跨性别”已从单一专场扩散到多种节目类型。

二〇二〇年第十二届活动又加入多元招聘会、小组开放日、企业多元论坛、电影、彩虹说和线下运动。七月一日官方回顾特别记录，一位跨性别分享者在彩虹说中讲述自己在两个国家生活的经历（ShanghaiPRIDE 2020a, 2020b）。疫情使电影节和艺术展调整时间，官网也保存延期通知与线下活动变动（ShanghaiPRIDE 2020c）。这些材料为“二〇二〇年仍有实际活动”提供直接时间锚点。

同年八月，上海骄傲节宣布停止未来活动安排。后来的外部报道记录组织者以参与者安全为重要考虑；二〇二六年官网社群公告再次明确，自二〇二〇年停止运作以来未再举办活动（ShanghaiPRIDE 2026; Wang 2026; Tan 2025）。这使档案序列出现清楚的端点：二〇〇九至二〇二〇构成连续活动期，后续官网则承担保存旧内容、发布有限更新与说明历史状态的功能。

九、原始综合：从“字母位置”到“可导航位置”的四级变化

把十二年页面放在一起，可以得到一条跨性别公共活动史的四级变化：

  1. 分类层（2009—2013）：跨性别出现在 LGBT 服务对象和节庆自我定义中。
  2. 策展层（2014—2017）：电影、戏剧、论坛等节目逐渐为性别与跨性别经验分配独立主题和时段。
  3. 专场层（2018）：跨儿骄傲节获得独立标题、中文主导日程、讲者体系、术语说明和专业议题组合。
  4. 网络层（2018—2020）：受益方、CnPRIDE、社群开放日、电影与论坛把跨性别专场连接到组织、城市与多种资源接口。

本文把这个过程称为**“从字母位置到可导航位置”**。早期的 “T” 说明跨性别属于节庆声称服务的社群；后期页面则让参与者能够沿标题、日程、讲者、组织、活动类型和受益方继续寻找资源。可导航性由“看到一个身份词”升级为“找到下一跳”。

这种变化与跨性别医疗、法律和调查史属于不同记录制度。医学档案追踪诊断与治疗；行政档案追踪证件；人口调查追踪分母与比例；节庆档案追踪公共活动怎样把人、知识与组织放在同一入口。Chiang 对华语跨性别历史的研究强调性别知识在不同制度和地域之间移动；Zhang、Xie、Zhou 等研究则显示跨性别人群的健康、社会支持和照护需求具有多维结构（Chiang 2021; Zhang et al. 2016; Xie et al. 2020; Zhou 2024）。节庆档案补充的是需求如何被公共文化组织成可进入的活动形式。

十、竞争解释与证据边界：节庆档案记录的是策展过的公共层

上海骄傲节档案十分连续，也带有清晰的策展边界。它集中记录上海城市空间、志愿者节庆、合作伙伴、文化活动和能够公开出现的组织。中国大陆跨性别生活还存在大量家庭、校园、工作、医疗、住房、地方社群与网络空间经验，这些经验在节庆网页中的出现频率由活动主题决定。Peng 等关于校园暴力、Chen 等关于心理健康、Zhou 关于照护体系的研究提供另一组人口与制度视角（Peng et al. 2019; Chen et al. 2019; Zhou 2024）。

第二个边界来自参与者构成。Bao 讨论上海酷儿空间的跨国性与阶层差异；Conway 对全球南方与东亚 Pride 的比较也指出上海 Pride 的专业人士、国际人口与谨慎公共策略长期构成争论（Bao 2012; Conway 2025）。因此，上海骄傲节档案能够高质量回答“某个城市节庆怎样呈现跨性别议题”，其结论范围集中在公共策展与组织接口。

第三个边界来自档案保存。官网今天保存了大量页面，但页面密度随年份和项目变化。早期年份更多依赖年度新闻稿，二〇一六以后电影节与专题活动拥有更细页面，二〇一八跨儿骄傲节又达到很高字段密度。这种“后期更详细”的现象同时反映活动专业化与网站记录习惯变化。历史研究适合把“活动发生”与“网页记录精细度”分开编码。

竞争解释因此有三种。第一种强调跨性别议题自身的专业化；第二种强调上海骄傲节整体组织能力增长；第三种强调数字传播与网站编辑逐年细化。现有证据支持三种力量共同作用。二〇一六“性别聚焦”、二〇一八跨儿专场和四个跨儿受益组织体现议题专业化；年度参与、电影节、论坛和筹款体系体现节庆组织扩展；页面的日程、人物简介与回顾格式又体现档案技术成熟。三者叠加，形成今天可观察的“可导航位置”。

十一、怎样使用这套档案：一份逐页核验流程

研究者重建某个跨性别公共活动时，可以按五步使用上海骄傲节档案。

第一步，确定页面类型。年度新闻稿适合确认活动规模与主办方叙述；单场活动页适合确认时间、地点、语言、议题和人物；受益方清单适合确认年度资源关系；电影节总页适合确认策展结构；回顾页适合确认实际举办后的结果。

第二步，记录页面当年的原词。二〇一二材料使用 LGBT 与跨性别，二〇一八专场同时解释跨性别、跨儿和性别表达。研究者可以保留原词，并在现代叙述中说明当时语境。

第三步，把人物与组织拆开。某位讲者的个人经历、其当时机构身份与机构本身的生命周期属于三个对象。活动页首先证明“当日以该身份出现”。

第四步，追踪下一跳。页面若链接组织、项目、受益方或后续回顾，就把这些链接记录为独立网络边；再到对应组织的一手材料交叉核验。

第五步，保存“缺口”本身。某年只有总新闻稿，某年拥有完整专场与节目册，这种记录密度差异也是历史事实。它提示研究者在比较年份时同时考虑活动规模和档案生产能力。

结论

二〇〇九—二〇二〇年的上海骄傲节官网为中国大陆跨性别公共史留下了一条连续而结构化的城市节庆档案。早期页面把跨性别置于 LGBT 服务对象的总括分类中；二〇一六电影节把“性别”设为独立策展主题；二〇一八首届跨儿骄傲节以中文主导的全天活动把术语、讲者、组织、医疗与社群议题汇入同一入口；同年受益方清单又把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的跨性别组织写进资源网络；二〇一九和二〇二〇的电影、论坛、招聘、社群开放日与彩虹说继续扩展入口类型。

这条序列最重要的历史变化，是公共可见性逐渐获得导航结构。一个身份类别成为节目主题，一个节目主题形成独立专场，一个专场又连接讲者、组织和资源。本文的“活动档案层级表”与“跨性别可见性路由图”提供了一套可复核方法，让研究者逐页记录这种变化，并把节庆官网同学术研究、组织档案与其他记录制度连接起来。

二〇二〇后的停止运作使这套网站具有更强的档案意义。二〇二六社群公告确认活动历史状态，旧页面继续保留十二年间的日程、术语、组织关系和策展选择（ShanghaiPRIDE 2026）。对中国大陆跨性别史而言，这些网页保存了一条特殊的证据链：城市文化活动怎样从“包含跨性别”走向“为跨性别议题建立专门入口”，又怎样把专门入口嵌入更大的社群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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