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大陆跨性别公共卫生史有一条容易被分割成两段的线索：一段写男男性行为人群（MSM）的艾滋病防治，另一段写2010年代以后逐渐增多的跨性别专项健康研究。把两段材料放回同一时间轴，可以看到更有解释力的制度连续性。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热线、同伴教育、社区外展、免费或低门槛检测、疾控—社群合作、互联网招募和公益项目资金逐渐形成一套面向性少数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进入2010年代后，跨性别女性越来越多地通过这套既有网络进入调查、检测和转介。与此同时，以出生时性别和同性性行为为中心的MSM框架也会把性别身份差异压进同一个行为类别。直到2014—2024年间，沈阳、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等地的一系列跨性别女性专项研究、健康服务研究和HIV自检试验，才逐步把“跨性别”从MSM样本中的亚组字段扩展为独立招募、独立分母、独立风险机制与独立服务设计（Tang et al. 2016；Shan et al. 2018；Yan et al. 2019a, 2019b；Sha et al. 2021；Chen et al. 2022；Zhu et al. 2024）。

本文把这段历史概括为一种双重继承。第一种是基础设施继承：跨性别公共卫生研究继承了早期MSM防艾网络的社区组织、同伴招募、检测点、疾控合作和数字传播能力。第二种是分类继承：研究对象最初经常沿用MSM项目的行为定义进入样本，使跨性别女性获得公共卫生可见性的同时，也让性别身份、医疗需求、污名和服务体验被压缩。本文提出“公共卫生可见性矩阵”与“分类继承链”，分别记录谁被怎样招募、用什么字段描述、能否形成跨性别独立分母，以及服务如何从既有MSM基础设施转向跨性别友善的专项路径。

这一历史说明，公共卫生可见性包含“被系统看见”和“被系统以合适类别看见”两个层次。中国大陆跨性别者进入HIV防治史的过程，既是社群基础设施积累的结果，也是统计分类、研究设计与服务对象定义逐步分化的结果。理解这两条线，能够解释为什么2016年的跨性别健康蓝图、2018年前后的跨性别女性专项流行病学研究、2021年后的医疗获取研究，以及2024年的HIV自检随机试验会在相近的组织网络上出现，同时又提出比早期MSM项目更明确的跨性别特异需求（UNDP 2015；UNDP China 2018；WHO 2014, 2016, 2022）。

关键词： 中国大陆跨性别历史；HIV；艾滋病；MSM；跨性别女性；公共卫生；社区组织；疾控；同伴教育；监测；服务史

一、研究问题：谁进入了公共卫生系统，系统又怎样命名他们

中国大陆艾滋病防治史很早就与性少数社群组织史交织。1990年代的同志热线和《朋友通信》等项目把安全性行为、健康咨询、社群信息与个人经验放进可传播的媒介；2000年代，成都同乐、天津深蓝、各地MSM工作组以及疾控系统之间的合作，把同伴教育、外展、咨询检测和阳性关怀发展成更稳定的项目结构。2005年前后的全球基金项目和随后多个地方合作又扩大了社区组织参与防艾工作的规模（Wu et al. 2007；Chow et al. 2014；Cao & Guo 2016；China Development Brief, Chengdu Tongle；China Development Brief, Shenlan）。

这套历史通常以“MSM防艾”命名。MSM是一种公共卫生行为分类，核心是性行为与传播网络；跨性别是一种性别身份与社会位置。两者可以在具体个体上重叠，也可以分别存在。一个跨性别女性如果与男性发生性行为，可能符合某项MSM研究的行为纳入标准；这种纳入方式同时留下两类信息：她进入了检测或研究网络，而她的性别身份是否被单独记录则取决于问卷和数据库结构（Tang et al. 2016；Shan et al. 2018）。

因此，本文关注的历史问题是：中国大陆艾滋病防治体系怎样为跨性别者建立公共卫生入口，又怎样从MSM行为框架逐步分化出跨性别专项数据与服务？ 这个问题分别追踪“项目覆盖到哪些人”与“数据怎样保留性别差异”。前者属于基础设施史，后者属于分类史；两者在同一机构、同一次招募和同一张问卷中相遇。

本文使用“公共卫生可见性”描述这种相遇。可见性至少包含五个层级：能够被接触 → 能够进入服务 → 能够进入记录 → 能够形成独立分母 → 能够获得针对该分母设计的干预。前三级可以由通用或MSM导向的项目实现；后两级需要更明确的性别身份字段、样本设计和服务目标。

二、材料与方法：公共卫生可见性矩阵与分类继承链

本文使用四类材料。第一类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和MSM社群组织研究，包括国家HIV应对史、MSM流行病学综述、社会组织研究、社区参与研究与酷儿公益组织民族志（Wu et al. 2007；Chow et al. 2014；Hildebrandt 2011, 2018；Cao & Guo 2016；Fu et al. 2016）。这些材料解释基础设施怎样形成。

第二类是跨性别女性专项研究。2014年的沈阳样本、2016年的上海与天津样本、2018—2019年的江苏样本以及后续队列、医疗获取和自检研究，使研究者能够比较“跨性别女性作为MSM项目中的一部分”与“跨性别女性作为独立研究对象”两种数据结构（Cai et al. 2016；Shan et al. 2018；Yan et al. 2019a, 2019b；Sha et al. 2021；Chen et al. 2022；Wang et al. 2023；Zhu et al. 2024）。

第三类是政府、疾控和社区组织的一手记录。中国疾控系统保存了2008年宿迁MSM干预、MSM干预培训手册、2012年保定疾控与志愿者哨点合作、2014年内江同伴教育、2015年MSM新型毒品调查等记录；China Development Brief则保存成都同乐、天津深蓝、淡蓝、浙江工作组、安徽青卫、爱白与上海相关机构的项目履历。这些材料把“社区参与”落到具体年份、城市、项目和合作对象上（China CDC 2008a, 2008b, 2012, 2014, 2015；China Development Brief, various organization profiles）。

第四类是国际公共卫生与跨性别健康指南。WHO在2014、2016和2022年的关键人群指南中把MSM与跨性别/性别多元人群分别列为关键人群；UNDP/APTN跨性别健康蓝图则把HIV服务与性别肯定医疗、心理健康、社群参与和人权环境放在同一照护框架（WHO 2014, 2016, 2022；UNDP 2015；UNDP China 2018）。

为保持来源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建立“公共卫生可见性矩阵”：

{year, institution, recruitment_frame, inclusion_rule, gender_identity_field, behavior_field, trans_separate_denominator, service_entry, intervention, referral, follow_up, source_type}

矩阵首先记录招募框架，再记录性别字段与行为字段，随后判断跨性别参与者是否形成独立分母，以及服务提供到哪一步。配套的“分类继承链”记录制度怎样移动：

MSM行为框架 → 社区组织基础设施 → 跨性别亚组字段 → 跨性别专项招募 → 跨性别独立分母 → 跨性别友善干预

这条链描述数据结构和服务设计的变化，也保留早期基础设施的来源。

三、1997—2008：同志防艾网络先搭起“可进入”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Chow等人的综述把中国MSM社群防艾的前史追溯到1990年代：同志热线、健康教育者与《朋友通信》构成早期健康传播节点，1997年前后的项目把公共卫生、心理、法律和个人经验放进同一社群媒介。到2000年代，艾滋病防治资金和地方疾控合作推动更多城市形成社区工作组，防艾由零散倡议转成持续项目（Chow et al. 2014；Wu et al. 2007）。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资产是“入口能力”。热线让匿名咨询成为可能；同伴教育员能够进入酒吧、浴室、公园和网络社群；社区组织能够把检测与熟悉的社会空间连接；疾控部门则提供检测技术、监测与制度资源。成都同乐2007年开展社区咨询检测项目，天津深蓝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把网站、聊天、同伴教育、HIV咨询和检测结合，多个地方工作组也通过全球基金与地方疾控项目取得培训和执行经验（APCOM 2013；Health Equity Matters 2013/2017；China Development Brief, Chengdu Tongle, Shenlan, Zhejiang MSM Working Group）。

中国疾控保存的地方记录显示，这种模式已经进入日常公共卫生工作。2008年宿迁疾控与蓝天工作组联合开展MSM健康教育和HIV检测；培训手册把MSM干预整理为可复制知识；2012年保定的哨点监测继续依赖志愿者工作组动员参与者；2014年内江项目把同伴教育与检测动员结合（China CDC 2008a, 2008b, 2012, 2014）。

这些项目主要围绕同性性行为、HIV暴露与检测组织。它们为后来跨性别女性研究留下了可直接复用的基础设施：熟悉性少数社群的外展者、具有隐私经验的场所、社区—疾控协作、网络招募和同伴转介。基础设施继承由此开始。

四、2008—2015：MSM成为强势统计入口，性别身份仍取决于附加字段

随着MSM感染比例上升，国家和地方防艾战略把MSM视为重点人群。2009年前后的多城市调查、地方哨点、检测动员和行为干预扩大了样本规模；2015年中国疾控在16个城市开展MSM新型毒品使用调查，仍以“近期同性肛交行为的男性”等行为条件构造研究对象（Chow et al. 2014；China CDC 2015）。

这个框架在公共卫生上具有高操作性：招募标准清楚，行为暴露能够进入模型，检测结果可以进入监测。但它对跨性别女性产生一个重要的分类效果。研究如果只保留“男性+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入口字段，跨性别女性的性别身份会被折叠进MSM总体；研究如果另外询问性别身份，则可以从同一基础设施中识别跨性别亚组。

Tang等人2016年的范围综述直接指出，当时国家HIV、性病及其他性健康监测系统主要把跨性别群体置于与MSM交叠的研究和服务框架中，稳定的跨性别独立分母仍很有限（Tang et al. 2016）。这个判断给“分类继承”提供了关键历史锚点：服务入口已经存在，独立分母仍在形成。

社区组织的项目履历也显示这一时期的制度密度。淡蓝把互联网、HIV咨询检测与高校项目结合；爱白把信息传播、阳性支持与LGBT权益倡导连接；安徽青卫、浙江MSM工作组和上海相关服务中心都保存了地方疾控、全球基金或专业机构合作的痕迹（China Development Brief, Danlan, Aibai, Anhui Youth Service Center, Zhejiang MSM Working Group, Shanghai CSW & MSM Center）。这些网络扩大了性少数进入公共卫生系统的路径，也让后来的跨性别专项研究拥有可调用的招募伙伴。

五、2014—2019：跨性别女性从“亚组”变成可单独计算的分母

2014年前后，跨性别女性专项HIV研究开始留下更密集的同行评议记录。沈阳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研究显示，研究设计开始把“跨性别女性”放在标题、纳入标准和分析模型中心，并把性别身份作为核心分析变量（Cai et al. 2016；Chen et al. 2022）。

2016年的上海与天津研究更清楚地展示了分类过渡。Shan等人的研究由国家疾控、地方疾控和天津深蓝等社区组织共同参与，招募498名跨性别女性。其公开方法说明参与者经社区组织、滚雪球等方式进入研究，并保留性别呈现、激素使用、手术经历、性行为、物质使用、HIV检测与医疗服务字段。论文同时指出，跨性别女性此前经常被纳入一般MSM项目，专项防治策略与独立监测仍需加强（Shan et al. 2018）。

这项研究非常适合用来观察“基础设施继承”和“分类分化”同时发生。招募仍依赖MSM时代积累的社区组织与检测网络，问卷却已经把跨性别相关变量写进核心研究结构。公共卫生可见性因此从“被项目接触”推进到“形成独立分母”。

2018—2019年南京、苏州的定性研究与流行病学调查进一步扩大这一结构。Yan等人的定性研究记录跨性别女性对身份术语、医疗、家庭、歧视、社交网络和HIV风险的经验；同一研究网络随后用同伴转介招募250名跨性别女性并开展HIV检测，报告14.8%的样本HIV患病率，同时提出跨性别友善HIV/STI服务需求（Yan et al. 2019a, 2019b）。这里的关键历史变化是问题表本身：性别身份、激素、性别肯定医疗、污名和HIV检测进入同一数据结构。

六、2015—2018：国际指南把“MSM”和“跨性别”拆成两个关键人群接口

分类分化还来自国际公共卫生语言的变化。WHO 2014年的关键人群综合指南已经把MSM和跨性别者分别列入五类关键人群；2016更新延续这种区分，2022版使用“trans and gender diverse people”并进一步强调由关键人群社群参与和领导服务设计（WHO 2014, 2016, 2022）。

UNDP、APTN等机构在2015年发布的亚太跨性别健康蓝图则提供更宽的跨性别健康框架。蓝图把HIV预防与性别肯定照护、心理健康、暴力、人权和社群赋权共同组织；中文版本在2016年发布并进入中国公共健康讨论（UNDP 2015；UNDP China 2018）。

这一层材料的历史作用是提供“字段模板”。早期MSM项目擅长记录检测、性行为、感染与同伴外展；跨性别健康框架要求系统同时记录性别身份、激素与手术需求、医疗歧视、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和法律环境。两套框架叠加以后，研究者能够把同一个服务对象放进更完整的公共卫生坐标。

2016/2018年的Being LGBTI in China调查又把医疗、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就业与社会服务放在同一全国性问卷体系，为跨性别群体提供超越HIV风险的生活条件背景（UNDP China 2016/2018a, 2018b）。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的跨性别HIV研究越来越常把感染风险与医疗可及性、身份公开、污名和经济处境一起分析。

七、2019—2024：专项数据开始导向专项服务设计

独立分母的意义最终体现在干预设计。Sha等人2021年的中国跨性别女性与女性化跨性别者研究把少数压力、性别肯定医疗、HIV/STI检测、PrEP和PEP使用放在同一模型，显示公共卫生入口需要同时处理身份压力与医疗服务可及性（Sha et al. 2021）。Wang等人的上海研究进一步观察初级医疗和性别肯定医疗使用与心理、性健康之间的关系（Wang et al. 2023）。

队列研究也开始直接比较跨性别女性与顺性别MSM。2022年的上海、天津前瞻队列报告跨性别女性HIV发病率高于顺性别MSM，并为两组分别估计风险因素（Shan et al. 2022）。这种设计非常重要：共享部分行为暴露可以与彼此独立的分析分母同时成立。比较组由此成为解释差异的工具，并把差异从总体平均值中保留下来。

2024年的HIV自检随机对照试验则代表另一个节点。研究专门招募跨性别女性，直接把HIV自检作为干预，并用随访比较检测频率变化。结果显示干预组检测次数提高，研究者同时把经济脆弱性和后续风险行为纳入讨论（Zhu et al. 2024）。从历史结构看，这已经进入可见性矩阵的第五级：服务从跨性别独立数据走向针对该群体设计并评估的干预。

2014—2019沈阳连续横断面数据的后续分析同样显示，跨性别女性HIV、行为与PrEP意愿可以形成独立于MSM总体趋势的时间序列（Chen et al. 2022）。这类研究为未来全国监测提供方法储备，也提醒研究者保留城市、招募方式和职业构成等样本边界。

八、反面证据：更多专项论文代表测量能力增长，也带来新的样本偏向

跨性别专项数据增长首先说明测量能力增强。它同时保留明显的城市和网络偏向。沈阳、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等研究大量依赖社区组织、同伴转介、网络渠道和特定场所；这些方法适合触达隐蔽且流动的社群，也更容易覆盖与现有组织网络发生连接的人（Shan et al. 2018；Yan et al. 2019a, 2019b）。

职业与性网络同样影响样本。早期沈阳研究聚焦性工作者，其他研究包含娱乐场所工作人员、具有男性性伴侣者或愿意参与HIV检测的人。每个样本都提供重要证据，使用时需要把纳入条件与总体人口问题分开。公共卫生可见性矩阵把recruitment_frame和inclusion_rule放在最前面，就是为了保留这些差异。

跨性别男性和非二元群体在HIV文献中的可见度也远低于跨性别女性。WHO的当前跨性别HIV页面明确指出，跨性别男性及其他跨性别人群的流行病学数据仍较少（WHO Trans and Gender Diverse People）。因此，“跨性别专项数据增长”在中国语境中主要由跨性别女性研究推动。历史叙述应把这一人口边界写进结论。

还有一层结构性差异：HIV项目主要提供检测、咨询和转介；激素、性别肯定医疗、身份文件、家庭与就业等需求需要更宽的跨性别健康与社会支持体系承接。UNDP跨性别健康蓝图、全国LGBTI调查与后续医疗研究把这些需求带入更宽的健康框架。专项公共卫生可见性因此依赖两个方向同时推进：HIV体系提高性别字段精度，跨性别健康体系扩展服务维度（UNDP 2015；UNDP China 2018；Sha et al. 2021；Lin et al. 2021）。

九、原创综合：双重继承怎样解释这段历史

把二十多年的材料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两种同时存在的继承关系。

第一条是基础设施继承链：

同志热线与健康传播 → MSM同伴教育 → 社区检测与疾控合作 → 数字招募与跨城网络 → 跨性别专项样本 → 跨性别友善HIV服务

这条链说明，新的人群分类往往建立在既有组织能力上。2016年上海、天津研究中的社区组织角色，2018—2019年江苏研究的同伴转介，以及2021年以后线上线下结合的专项招募，都延续了早期社群公共卫生的“接触—信任—检测—转介”能力（Cao & Guo 2016；Shan et al. 2018；Yan et al. 2019b；Zhu et al. 2024）。

第二条是分类继承链：

MSM行为入口 → 性别身份附加字段 → 跨性别亚组 → 独立跨性别分母 → 独立风险模型 → 专项干预

这条链解释同一个人为什么可能在不同年份的资料中获得不同名称。早期系统首先关注传播行为；后来研究增加性别身份；再后来，跨性别女性成为标题、样本和干预对象。历史上的名称变化对应数据表结构的变化，也对应资源分配和服务设计的变化。

两个继承链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原则：服务基础设施可以继承，人口类别需要保持差异。 MSM防艾网络为跨性别女性研究提供组织入口，同时MSM与跨性别女性仍是不同的社会分类；跨性别专项研究沿用HIV检测能力，同时跨性别健康还包括性别肯定医疗、心理健康、家庭、法律和社会支持等更广需求。把这两层关系同时放进历史解释，可以同时保留跨性别者在早期防艾网络中的可见轨迹，以及其逐步形成独立分类和服务需求的历史。

“公共卫生可见性矩阵”提供一种可审计的写法。任何一项研究或项目都可以记录十二个字段，再问三个问题：谁被招募？身份与行为怎样分别记录？服务根据哪个分母设计？ 只要这三个问题保留，跨年份比较就能同时看到基础设施连续性与分类变化。

十、与更广跨性别历史的连接：公共卫生分类也是制度史

这段公共卫生史与GenderLibs此前整理的跨性别历史线索互相连接。2018年的全国跨性别热线、上海跨儿骄傲节和医院专病门诊展示了服务入口密度；家庭接口史展示医疗规则、调查、心理研究和支持网络怎样分别调用“家庭”；诊断分类史追踪国际疾病分类、国内临床术语和行政规则的不同节奏。HIV分类史加入另一套制度时钟：行为监测、社区外展、疾控合作、专项研究和干预评估。

2018“接口年”研究解释“公众怎样找到入口”；家庭接口证据史解释“家庭怎样进入制度字段”。本文进一步说明，人口分类本身就是入口的一部分。一个系统怎样命名人群，会影响招募、问卷、分母、风险模型与服务包。

这也让中国大陆跨性别历史获得一个更具体的公共卫生研究议程。地方疾控与社群组织档案可以继续回答早期项目中性别字段怎样设置；历史问卷和数据库字典可以显示“MSM”“TG/TGW”“跨性别女性”等变量何时分离；服务机构记录可以追踪跨性别参与者从检测点转向心理、性别肯定医疗和社会支持的转介路径；全国性监测材料则可以检验专项分母何时获得更稳定的制度位置。

结论

1997—2026年的材料展示了一条由基础设施连续性和分类分化共同构成的历史。中国大陆早期同志与MSM防艾网络建立了热线、同伴教育、社区外展、咨询检测、疾控合作和网络传播能力。2000年代后期到2010年代，这些能力成为性少数进入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入口。跨性别女性也通过这些入口进入服务和研究。

2010年代中后期，研究设计开始系统保存性别身份、激素与手术、医疗歧视、身份公开和跨性别社群网络等字段。跨性别女性从MSM项目中的亚组逐渐成为独立招募和独立分析对象。WHO关键人群指南与UNDP/APTN跨性别健康框架为这种分化提供国际政策语言；中国本地的疾控、社区组织和学术团队则把分化落实到具体城市、样本和服务路径。

到2024年的HIV自检随机试验，跨性别女性已经能够作为明确干预对象进入效果评估。这个节点与1990年代末的同志健康传播之间保持组织方法上的连续性，同时在分类精度上发生明显变化。本文提出的双重继承框架因此给出一个更完整的历史判断：跨性别公共卫生可见性的增长，既来自早期防艾基础设施被继承，也来自跨性别身份逐步从既有行为类别中获得独立字段、独立分母和独立服务设计。

未来研究最有价值的材料包括原始问卷、数据字典、地方哨点方案、社区组织项目档案、转介流程和跨年份服务统计。它们能够把“看见跨性别”进一步拆成可核验的制度动作：什么时候增加性别身份字段，什么时候建立独立样本，什么时候调整服务内容，什么时候形成跨系统转介。公共卫生史由此成为跨性别制度史的一部分，也成为理解社群组织、数据分类与医疗服务怎样共同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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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机构、社群与同期公共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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