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4年，四川跨性别女性陈莉莉报名参加环球小姐中国四川选拔赛，经历了“地方报名—短暂获准—总部规则解释—取消竞赛资格—以特邀嘉宾身份登台”的连续变化。同一年，北京模特杨媛因整形经历被“环球洲际小姐”北京赛区取消资格并诉诸法院，年底北京又举办首届“人造美女”大赛，跨性别选手刘晓晶参赛，上海选手成莉莉获得季军。这些事件经二十余年的新闻转载、数字化存档和百科条目压缩之后，一部分人物与赛事发生了错接：当前英文网络资料仍可见“陈莉莉参加首届人造美女大赛并获季军”的说法，而其所引来源实际记录的是“成莉莉”获季军。

本文将这一年视为一组互相竞争的“资格制度”，而不是一条从排斥走向接纳的单线故事。文章依据2004年的同期报道、后续档案页面与性别、身体、整形消费研究，建立“资格栈”和“人名—事件来源账本”两套工具。前者区分法律证件、地方报名、赛事规则解释、正式竞赛资格、展示资格和媒体可见度；后者把姓名汉字、赛事、日期、地点、角色、来源日期与引用目标逐项绑定。由此可以看见，陈莉莉已经拥有女性身份证、能完成报名并登上同一赛事舞台，却仍被“自然女性”这一竞赛分类挡在正式排名之外；与此同时，她的被拒反而产生了远高于一般参赛者的新闻可见度。2004年的关键历史变化，因此发生在“谁有资格被算作选手”与“谁能够成为公共女性形象”两条并不同步的轨道上。

关键词： 陈莉莉；跨性别历史；环球小姐；人造美女；选美；整形；公共可见性；资格制度；媒体史；中国大陆

研究材料与方法：把人物、赛事和资格层级重新对齐

本文的核心材料包括2004年2月至12月的报纸、通讯社、电视访谈与门户转载，辅以当代学术研究和今日仍可访问的数字条目。同期材料尤其重要，因为“报名”“获准报名”“参加比赛”“登台展示”“进入决赛”“获得名次”在后来的摘要中很容易被压缩成同一个动词“参赛”。本文把这些行为拆开，并优先记录报道发生时的赛事名称、组织者表述、日期和人物姓名汉字。

研究采用两张账本。第一张是“资格栈（eligibility stack）”：

法律证件身份 → 地方报名受理 → 全国/国际规则解释 → 正式竞赛资格 → 非竞赛展示资格 → 媒体可见度

这六层可以同时出现不同结果。一个人可以在法律证件上被登记为女性，也可以被地方组委会接收报名，却在更高层级的竞赛规则解释中失去排名资格；她仍可能以嘉宾身份进入同一舞台，并获得最大的媒体曝光。把这几层分开，能避免用“接受”或“拒绝”概括整段历史。

第二张是“人名—事件来源账本（name-event provenance ledger）”。每条事件至少记录：人物姓名及汉字、赛事全名、日期、地点、当事人角色、来源发布日期、来源类型、引用目标和叙述距离。它专门处理陈莉莉、成莉莉这类罗马字母转写接近、中文首字不同，而赛事又处于同一年同一“选美/整形”新闻场域中的档案碰撞。

本文也把后来的学术研究作为解释背景，而不让后见之明替代2004年的证据。关于中国性别医学史的研究显示，身体、医学分类与法律身份之间长期存在多套制度语言（Chiang, 2018）；关于中国整形消费与女性美的研究则说明，2000年代商业美容迅速形成可见的消费文化和身体改造产业（Hua, 2013; Ma, 2022）。这些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何“变性”“整形”“自然”“人造”会在2004年的同一媒体周期里彼此靠近，却不能证明不同人物参加了同一赛事。

一、2004年的选美场：女性身份、身体改造与商业媒体同时扩张

21世纪初的中国城市消费文化中，选美、模特、整形美容和电视娱乐彼此强化。整形消费不再只作为医疗修复出现，也越来越被包装为职业竞争、个人投资和现代女性气质的一部分。Wen Hua 对中国整形行业的研究将这种变化放在市场化、身体资本和专业美容产业扩张中解释；后续关于中国女性审美和整形态度的研究也显示，外貌比较、社会评价和消费主义共同塑造美容选择（Hua, 2013; Sun, 2018; Wu et al., 2022）。

这正是陈莉莉事件发生的传播环境。她的新闻价值同时来自多个社会分类的交叉：来自四川县域、拥有模特和表演经历、接受性别肯定手术、取得女性身份证、准备进入全国商业选美体系。媒体因此把她放入“新女性形象”“医学奇观”“个人奋斗”“选美经济”几套叙事中。跨性别身份既是她希望以普通女性身份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新闻机构反复提取的标签。

今天的跨性别研究提供了另一层历史参照。中国跨性别群体在医疗、家庭、学校、公共卫生和社会评价中面对的制度接口并不相同（Wang et al., 2020; Lin et al., 2021; Chan et al., 2024）。2004年的选美争议是一种较早的公共接口：它没有决定一个人的法律性别，却公开提出“女性身份证能否自动转换为女性竞赛资格”这一问题。

二、第一道门已经打开：陈莉莉的女性身份证与地方报名

2004年2月21日前后，陈莉莉到环球小姐中国四川选拔赛报名。同期报道记载，她主动向工作人员说明自己的经历，地方组委会按程序收取报名材料，并将特殊情况上报赛事体系。2月23日的报道甚至以“开绿灯”概括当时的积极信号；2月26日《新闻晨报》转载的报道进一步写到，四川组委会曾获得纽约方面“先接受报名，再研究参赛细则”的首肯（江淮晨报, 2004; 新闻晨报, 2004）。

这里最重要的史实是“报名受理”与“最终竞赛资格”属于两个时间点。2月下旬的公开信息快速变化，记者获得的口径也并不完全一致。早期报道把接受报名理解为突破；随后总部或中国赛事组织对规则作出更严格解释。把这些报道按日期排列，可以看到一场制度协商正在公开发生，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允许/不允许”决定。

陈莉莉同时拥有女性居民身份证。同期和后续报道反复把这一点当作她主张参赛合理性的基础。她所处的位置很特殊：国家身份文件已经提供女性身份的行政确认，但商业赛事还拥有独立的资格规则。2004年的争议因此显示了法律/行政身份与私人或商业组织分类之间的缝隙。后来的中国跨性别法律身份研究继续表明，户籍、身份证、医疗证明、婚姻、教育和职业记录具有不同接口，任何一个文件的变化都很难自动改写其他制度（Chiang, 2018; Lin et al., 2021）。

三、“自然女性”成为第二道门：规则解释改变了结果

2月26日至27日，多家同期媒体报道称，环球小姐赛事方面最终取消陈莉莉的正式参赛资格。中国新闻网和广州日报转载稿都记录了组织者使用“自然女性”来解释参赛标准：规则原本写作一定年龄范围内的未婚健康女性，而赛事方进一步把“女性”解释为“自然的女性”（中国新闻网, 2004; 广州日报, 2004）。

这一步把争议从“身份证上是不是女性”转移到“赛事怎样定义女性”。在资格栈中，陈莉莉前两层已经取得正向结果：女性证件存在，地方报名也被受理；第三层的上位规则解释却覆盖了前面的开放。赛事组织没有取消她的女性身份证，也没有决定她在社会生活中的性别，而是创造了一个更窄的竞赛类别。

“自然女性”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历史化的词。它把出生身体、医学干预和竞赛公平揉进同一个标准，却缺少清晰可操作的公开定义。类似边界后来也出现在体育、选美和其他性别分组场景中。全球美容市场本身又越来越依赖牙齿矫正、皮肤治疗、整形手术、化妆和数字修图，于是“自然”在商业选美里带有明显的选择性：部分身体技术被视作正常美容，部分身体技术则被用来划定身份边界（Griffiths & Mullock, 2018; Wu et al., 2022）。

因此，陈莉莉案的历史意义来自规则层级，而不只来自一句带有歧视性的旧称。它显示一个组织可以承认参赛者的外观、证件和地方程序，同时通过更上位的类别定义把她排除在排名系统之外。

四、无资格的高可见性：3月舞台改变了“被拒”的含义

正式竞赛资格被取消后，故事没有从赛事现场消失。3月8日前后的多篇报道显示，四川赛区仍安排陈莉莉作为特邀嘉宾登台展示才艺、服装或泳装。成都商报称她与37名佳丽共同出现在舞台上；新闻晨报和成都晚报的现场报道都强调大量记者围绕她采访，闪光灯和媒体注意力甚至超过普通参赛者（成都商报, 2004; 新闻晨报, 2004; 成都晚报, 2004）。

这一段适合用“无资格的高可见性（visibility without eligibility）”描述。竞赛制度把她移出评分、晋级和名次体系，传播制度却把她推向活动中心。展示资格成为正式竞赛与彻底缺席之间的一层中间状态。

这种中间状态具有双面效果。对陈莉莉而言，登台意味着她的女性形象能够进入大型商业选美现场，也让观众与其他参赛者直接看到她。对主办方而言，安排展示可以同时维护既有竞赛规则并吸收事件带来的关注。对媒体而言，争议本身提供了持续报道的戏剧结构。

国际报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可见性。AFP经《Taipei Times》刊发的报道把陈莉莉放进“中国跨性别者获得更多社会接受”的框架；《Irish Times》和西班牙《El País》也将她与当时中国选美热联系起来（AFP, 2004; The Irish Times, 2004; EFE, 2004）。不同媒体甚至在“Miss Universe”和“Miss World”的赛事名称上发生混用，这本身提示后来的研究者：跨语言二次报道可以迅速改变事件标签。

五、陈莉莉主动调整自己的公共称谓

陈莉莉在5月接受采访时，对媒体长期以“变性人”作为首要标签表达了明显不满。她强调自己希望作为一个生活中的女性、演员和普通人被认识，而不是永远由手术史来定义（华商报, 2004）。这为早期报道增加了重要的当事人视角。

如果只阅读2月的资格争议，陈莉莉很容易被固定成“第一个挑战选美规则的跨性别女性”。5月的采访显示她本人已经在争取另一种公共身份：表演者、女性、个人，而不是新闻标题中的类别符号。她参加电影项目、继续演艺活动，也使公共叙事从一次赛事争端延伸为更长期的媒体人格（搜狐新闻, 2004）。

这一变化说明公共可见性本身也有层级。被报道、被大量观看和拥有自我定义权是三件不同的事。后来的跨性别研究一再显示，社会可见性可以同时带来资源、支持、污名和风险（Yan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20）。陈莉莉的2004年经历提供了一个早期个案：她拥有极高曝光，却仍需要争取报道中使用怎样的称谓。

六、同年另一场争议：杨媛与“人造美女”的资格门

2004年5月，北京又发生了一场外表相似、制度逻辑却不同的选美争议。模特杨媛报名第33届环球洲际小姐北京赛区并进入决赛阶段后，主办方以她接受过多项整形手术、属于所谓“人造美女”为由取消资格。同期报道指出，公开的报名条件此前并没有列出“接受整形者不得参赛”这一条（京华时报, 2004）。

杨媛的回应把争议推进到法律层面。她在资格被恢复之后选择退出，并起诉赛事主办方，要求就人格权等问题承担责任。法院后来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报道完整保存了“规则是否事先明确”“商业组织能否临时增设身体条件”这一争点（新闻午报, 2004; 新华网, 2004）。CCTV《新闻会客厅》也把事件放进当时快速增长的“美女经济”中讨论（CCTV, 2004）。

陈莉莉与杨媛的事件经常在“自然/人造”的词汇上靠近，但两人的身份与争议对象应当分开。陈莉莉受到的是以出生性别和跨性别经历为核心的女性资格解释；杨媛面对的是整形美容史能否成为选美排除条件。两场争议共享一个更大的商业文化问题：当美容技术越来越普遍时，赛事仍试图用“自然”维护一种真实性边界。

七、年底“人造美女”大赛：资格逻辑发生反转

到2004年12月，北京举办首届“人造美女”大赛。赛事把此前的排除条件直接反转为准入条件：接受整形或其他身体美容改造成为比赛卖点。China Daily/China.org 的同期报道明确把赛事缘起与当年杨媛因整形被取消选美资格的争议连接起来（China Daily, 2004）。

这场赛事里确实出现了一名跨性别选手——刘晓晶。12月13日至15日的报道记录，她公开介绍自己的性别经历并迅速成为媒体关注中心；媒体把性别肯定手术与其他整形项目一并放进“人造美女”这一赛事语言中（京华时报, 2004; 新京报, 2004; 中青在线, 2004）。这种分类今天读来显得粗糙，却是理解当时公共语言的重要证据：商业美容赛事把跨性别医疗、面部整形、年龄突破和身体消费都装进“人工改变身体”的统一奇观。

决赛结果同样清楚。12月19日《新京报》报道称，冠军为冯倩，亚军为张爽，季军为成莉莉；刘晓晶和62岁的刘玉兰获得“最佳新闻印象奖”，没有进入前十名（新京报, 2004）。12月22日对杨媛的采访也再次列出冯倩、张爽和成莉莉的前三名，并说明杨媛本人作为这场赛事争议的“源头人物”选择不参赛（时代信报, 2004）。

这里出现了本文最重要的档案分叉：陈莉莉、刘晓晶、成莉莉是三个人。陈莉莉对应年初环球小姐四川赛区资格争议；刘晓晶对应年底人造美女大赛中的跨性别参赛者；成莉莉对应人造美女大赛季军。

八、一次可验证的数字档案碰撞：陈莉莉与成莉莉被接在一起

截至本文写作时，英文维基百科的“Chen Lili (model)”条目仍写着：陈莉莉在2004年末参加中国首届“Miss Artificial Beauty”并获得second runner-up。该句引用的来源之一是 China.org 的“China’s 1st Miss Plastic Surgery Pageant”（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26）。

沿着引用链接回到原始页面，人物却变了。China.org 的该报道记录的是来自上海的 Cheng Lili（成莉莉） 获得第二副冠军/季军，并介绍其接受过多项整形（China.org.cn, 2004）。同期中文决赛报道同样写作“成莉莉”，并把跨性别选手刘晓晶列在另一个奖项中（新京报, 2004）。

因此，现有证据支持把“陈莉莉获人造美女季军”视为一次人物—赛事错接。这个结论建立在三个独立锚点上：中文姓名汉字不同；年初与年底赛事不同；年底同期报道把成莉莉、刘晓晶分别列为季军与新闻印象奖获得者。

至于错接具体怎样发生，现有公开材料只能支持谨慎重建。最合理的传播路径包含几个高风险条件：Chen Lili 与 Cheng Lili 的拉丁字母转写高度相近；两件事都发生在2004年；新闻标题都围绕“beauty/pageant/artificial”组织；后来的摘要常删去中文汉字；百科编辑又沿用一个指向成莉莉的来源来支撑陈莉莉的句子。这里的“传播路径”属于来源批判推断，而人物区分本身有同期记录直接支持。

这类错误很适合用“档案碰撞（archival collision）”描述。数字档案让旧新闻变得更容易搜索，却也让搜索引擎、镜像、百科和二次摘要把近似名字压到同一实体上。可检索性提高之后，身份核验反而需要更细的字段。

九、为什么一个字会改变整段历史：人名—事件来源账本

如果把2004年的材料放进来源账本，错误会很快显现：

人物关键事件时间角色结果
陈莉莉环球小姐中国四川选拔赛2004年2—3月报名者、后为特邀展示嘉宾正式竞赛资格取消；登台展示
杨媛环球洲际小姐北京赛区2004年5—7月决赛阶段选手、诉讼原告因整形被取消资格；后恢复但退出；诉讼一审败诉
刘晓晶首届人造美女大赛2004年12月跨性别参赛者未进前十；获最佳新闻印象奖
成莉莉首届人造美女大赛2004年12月参赛者季军

这一表格的意义不仅是纠正一个百科句子。它展示了一种适合跨性别公共史的基本编辑方法：任何“首位”“参赛”“获奖”“被拒”陈述都应当同时绑定人物、时间、组织、资格层级和来源。跨性别人物往往被媒体以标签替代姓名，历史材料又容易在转载中丢失原始标题与作者，身份错接的风险因此更高。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医疗史。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国跨性别医疗与社会研究中常见诊断名称、行为分类、性别身份和手术状态混用的问题（Tang et al., 2016; Lin et al., 2021）。历史编辑如果把“接受过手术”“法律证件改变”“自我认同”“被媒体称为某词”视为同一变量，也会制造与姓名错接相似的误差。

十、资格栈揭示的核心矛盾：身份承认与组织准入不同步

把四位人物放回资格栈，2004年的历史呈现出多重方向，而不是统一趋势。

陈莉莉的路径是：行政女性身份成立，地方报名开放，上位赛事规则收紧，正式竞赛关闭，展示舞台重新开放，媒体可见度急剧上升。杨媛的路径是：一般女性竞赛资格最初成立，整形史触发临时排除，组委会又恢复资格，个人选择转向诉讼与退出，年底商业市场把“人造美女”直接变成新赛事品牌。刘晓晶的路径是：新赛事把身体改造作为准入特征，使跨性别身份进入正式参赛名单，但竞赛名次与媒体关注仍然分离。成莉莉则提醒我们，普通参赛者的名次可以在后来的数字档案中被一个更知名、名字相近的人物吸收。

因此，2004年同时存在制度收紧、商业开放、身份承认、标签化和档案错接。任何单一的“社会越来越宽容”叙事都会漏掉这些并存过程。AFP当年的报道确实以“gaining acceptance”为标题，它捕捉到证件变更、媒体公开和生活机会的变化；同一时期的资格规则却继续制造明确边界（AFP, 2004）。

十一、“自然”与“人造”其实是三套不同分类

2004年的报道反复使用“自然女性”“自然美女”“人造美女”。这些词看似共享一条自然—人工轴，实际至少对应三种分类。

第一种是性别资格分类。环球小姐争议中的“自然女性”主要用来划定出生性别与跨性别经历的边界。第二种是美容真实性分类。杨媛事件里的“人造美女”针对整形手术史，与法律性别无关。第三种是商业品牌分类。年底的人造美女大赛主动把“人工改造”变成吸引观众和赞助的卖点。

三套分类之间可以互相借词，却不能互换。把跨性别女性直接归入“整形美女”，会把性别肯定医疗缩减成美容消费；把接受整形的顺性别女性与跨性别女性视为同一种制度问题，也会掩盖二者面对的资格规则差异。中国美容研究显示，整形实践与劳动市场、消费文化、身体形象和社会评价密切相关（Hua, 2013; Ma, 2022; Wu et al., 2022）。中国跨性别研究则指出，性别肯定医疗与身份一致、社会承认、医疗可及性和身体满意度等问题相连（Li et al., 2021; Barnhart et al., 2023）。两套研究可以对话，但各自需要保持对象边界。

十二、选美不是社会整体，却是一个高密度公共实验场

选美赛事无法代表中国社会整体。它们由商业组织制定规则，依赖赞助、电视和新闻曝光，并以高度视觉化的女性标准运行。也正因为如此，选美成为观察性别分类的一种高密度公共实验场：规则必须写出来，争议必须由组织者解释，结果必须公开，媒体又会把每一次资格变化放大。

陈莉莉案特别清楚地展示了“制度接口”的层次。她的女性身份证是一种行政接口；赛事报名表是一种地方组织接口；总部的女性定义是一种跨国商业规则接口；特邀展示又是一种传播接口。每层都能承认不同事实。

这种多接口模型与后来研究发现的跨性别生活经验相呼应。医疗服务、学校、家庭和公共卫生系统各自拥有自己的分类和门槛（Peng et al., 2019; Sha et al., 2021; Chan et al., 2024）。一个领域的承认可以先于另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高可见度也可以与另一个领域的低准入并存。2004年的选美事件让这种结构以极其公开的形式出现。

十三、反面证据与来源限制：如何避免把“纠错”写成另一种传奇

本文提出的来源区分也有边界。首先，同期媒体并不总是一致。部分国际报道把陈莉莉关联到“Miss World”，中文同期材料则主要指向“环球小姐/Miss Universe”四川选拔体系。本文因此以当时四川组委会和中文现场报道为事件主轴，同时把跨语言名称漂移记录为传播史的一部分（The Irish Times, 2004; EFE, 2004）。

其次，2004年的新闻语言带有明显的时代标签和猎奇框架。本文在正文中只保留分析资格制度所必需的历史词汇，并优先采用当事人姓名和“跨性别女性”等今日更准确的描述。当旧标题本身是证据对象时，参考文献保留原标题，以便读者追踪来源。

第三，成莉莉的个人资料远少于陈莉莉。现有材料足以确认她在首届人造美女大赛获得季军，也足以确认China.org使用“Cheng Lili”指向她；它们不足以支持对她性别身份作额外推断。来源账本的原则正是在这里发挥作用：记录材料明确说了什么，也记录材料保持沉默的部分。

第四，本文识别了百科引用与来源对象的错配，却无法凭现有公开版本历史确定最早是哪一次编辑制造了错接。文章因此把“名字相近、同年、同类赛事与引用复用”描述为可能的传播机制，把“陈莉莉与成莉莉是不同人物、季军记录属于成莉莉”作为同期来源能够直接支持的结论。

十四、从2004看更长的历史：公共女性身份由多套机构共同生产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陈莉莉事件处在中国性别医学、法律身份和媒体文化重新组合的阶段。Chiang 的医学史研究提醒我们，现代中国关于性别的科学分类一直与国家、医学和社会现代性共同变化（Chiang, 2012; Chiang, 2018）。2000年代以后，商业电视、门户新闻和整形产业又把身体变化推入新的大众传播系统。

陈莉莉的女性身份证说明行政系统已经能够为部分完成医疗转换的人提供身份更新；环球小姐规则显示商业组织仍可维持自己的出生身体边界；新闻现场让她在失去竞赛资格后获得更大的全国可见性；她随后对“变性人”标签的抗议又表明当事人开始争取叙事权。公共女性身份因此不是某一份证件或某一次手术单独生产的，它由行政文件、医疗实践、商业规则、舞台、媒体和个人自述共同协商。

后来的研究把这些结构扩展得更加清楚。跨性别群体面对的歧视、心理压力、医疗障碍、家庭冲突和身体形象问题拥有各自的经验分布（Wang et al., 2020; Lin et al., 2021; Barnhart et al., 2023）。2004年的个案不能替代这些群体研究，却能够展示制度边界在一个具体时刻怎样被公开说出。

十五、档案实践建议：研究历史人物时保留“汉字锚点”

陈莉莉/成莉莉错接为数字历史编辑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教训：中文历史人物在跨语言环境里需要保留“汉字锚点”。只有拼音或英语转写时，Chen/Cheng、Li/Li、同名异字等差异很容易在搜索和摘要中消失。

GenderLibs式来源账本可以为人物事件至少保存八项字段：

中文姓名｜拉丁转写｜事件名称｜事件日期｜地点｜角色｜同期来源｜后续引用目标

对争议性“首位”“唯一”“首次参赛”“获奖”陈述，再增加一列“证据距离”：同期现场报道、当事人采访、机构记录、后续回顾、百科摘要分别标注。这样做会让未来的机器检索和AI摘要更难把近似名字合并，也为人工复核提供明确入口。

这项方法还可以扩展到旧媒体中的别名和污名性标签。历史材料常用绰号取代跨性别者真实姓名，或者在同一人物不同阶段使用多个姓名。将旧称作为“来源中的字符串”保存，同时把人物实体连接到其自我认同与正式姓名，可以兼顾可检索性与当事人尊重。

结论

陈莉莉的2004年选美争议不是一则孤立的“被拒参赛”新闻，而是一组制度门槛在公众面前依次显形的历史事件。她拥有女性身份证，完成地方报名，一度得到积极许可，却在“自然女性”的上位规则解释下失去正式竞赛资格；随后又以特邀嘉宾身份登台，并成为现场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资格下降与可见度上升在同一事件中同时发生。

同年杨媛因整形经历遭遇另一套“自然美女”资格争议，并通过诉讼把规则透明度和人格权带入公共讨论。年底首届“人造美女”大赛把身体改造从排除理由转为商业准入条件，跨性别选手刘晓晶正式参赛，而季军属于上海选手成莉莉。二十余年后的数字资料又把“成莉莉季军”部分错接到更知名的陈莉莉身上。

由此，2004年最值得保留的历史结论不是一条简单的开放或保守曲线，而是“资格栈”的分化：法律身份、组织报名、规则解释、竞赛资格、展示机会和媒体可见度可以朝不同方向移动。研究者只有把人物汉字、事件和来源目标逐项绑定，才能把跨性别公共史从传奇式摘要重新还原为可验证的制度史与媒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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