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大陆围绕性别转换、跨性别身份与性别多元经验形成了一组持续变化的公共词汇。八〇年代以来的国家报刊把相关身体经验放进医学、社会秩序与人物奇闻的框架；九〇年代“变性人”随着手术报道和名人叙事获得高度公众可见性；二〇〇〇年代的户籍与医疗文件把“变性手术”“易性癖病”等词写进可执行程序；二〇一〇年代以后，“跨性别”逐渐成为研究、倡导、服务与国际机构报告中的核心总称；与此同时，医院继续使用“易性症”等临床词，行政规范在二〇二二年采用“性别重置技术”，中文社群又发展出“跨儿”、FTM/MTF/FTX、MtX 等面向关系、路径与自我描述的词汇。几套语言在同一时期并行，由此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命名景观。

本文提出“语汇地层”模型，把中国大陆跨性别公共语言分成四个相互连通的命名制度：临床诊断层、媒体人物层、行政程序层、社群服务层。每一层拥有自己的说话者、使用目的、更新速度和证据载体。一个词的出现时间只能说明某一层开始使用它；一个词进入全国媒体、医院门诊、公安程序或社群热线，则分别代表不同的制度化程度。由此，跨性别语言史更适合被重建为多层叠加的历史，而非单线词语替换史。

文章进一步给出一张可复用的“历史词语卡”：记录 term_form（词形）、speaker（说话者）、referent（指向对象）、institutional_function（制度功能）、event_time（事件时间）、record_time（记录时间）、self_or_external_label（自称或他称）与 later_gloss（后来的解释）。这套方法让研究者在保留时代语言的同时，也能明确今天的解释位置。

关键词： 跨性别；变性人；易性症；性别重置；跨儿；公共语言；医疗史；媒介史；制度史

一、研究问题：同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几套语言里

跨性别历史经常从一组看似互相竞争的词开始。二十世纪末的报纸大量使用“变性人”；医疗材料长期出现“易性癖”“易性症”；二〇〇九年的国家医疗技术规范以“变性手术”和“易性癖病”为核心术语；二〇一六年的 UNDP 调查已经稳定使用“跨性别者”；二〇一八年的北医三院页面仍以“易性症综合治疗门诊”为标题；二〇二二年的国家限制类医疗技术管理文件则采用“性别重置技术”。与此同时，社群服务机构把“跨性别”“跨儿”写进热线、心理支持、家长支持和调查项目（卫生部 2009；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18；UNDP 2016, 2018；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

这些词的差异来自制度位置。医生需要一个能够进入病历、门诊分科与医疗技术管理的名称；新闻编辑需要一个能让读者迅速理解人物故事的类别；公安与卫生行政需要一个能与证明、手术、身份项目和审批条件连接的程序词；社群服务者需要一个能够组织互助、调查、家庭沟通和自我认同的入口词。四类需求产生四种命名逻辑，也形成不同的更新周期。

Zhou 与 Liu 对一九八〇至二〇二一年的一百五十四篇国家报刊文章做内容分析，显示性别非常规经验长期通过医学化解释、社会化解释与治理议题进入公共视野（Zhou & Liu 2023）。这一研究提供了观察命名变化的重要尺度：公共词汇同时承担“描述人”与“让某种经验进入制度视野”的任务。Howard Chiang 对现代中国性科学、身体与 transsexuality 谱系的历史研究则提醒我们，现代性别词汇本身就是知识制度变化的一部分（Chiang 2018）。把两条线放在一起，词语史便从“哪个词更早”扩展为“哪个机构在什么时刻借助哪个词完成什么工作”。

本文因此以四层命名制度重建一九八〇至二〇二五年的中国大陆公共语言史。这里的“层”具有地层学含义：新词会覆盖、改写并连接旧词，同时旧层仍可能在医院页面、法规存档、媒体数据库和个人记忆中继续发挥作用。二〇二五年的一位读者可以在同一天看到“跨性别”“易性症”“变性手术”“性别重置”和“跨儿”；这些词来自不同历史层，阅读它们需要同时识别年代与制度位置。

二、材料与方法：把词形、说话者和制度功能放在同一张卡上

本文使用三类材料。第一类是学术研究，包括中国性科学史、酷儿与跨性别研究、新闻话语研究、社会组织研究和跨性别健康研究。Chiang、Bao、Tan、Rofel 等人的著作提供长时段知识史、媒介史与社会运动背景；Zhou 与 Liu、Zhang 等人的报刊研究提供可量化的媒体语料；跨性别健康与心理研究展示研究者在二〇一〇年代以后怎样稳定采用“transgender／跨性别”作为研究人口类别（Chiang 2012, 2018, 2021；Bao 2018, 2021；Tan 2023；Rofel 2007；Zhang et al. 2016；Chen et al. 2019, 2020）。

第二类是制度文本，包括卫生部门规范、医院页面、户籍程序、UNDP 报告、全国调查和社群服务页面。这些材料特别适合确认“词进入制度”的时点。例如二〇〇九年《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直接把“变性手术”“易性癖病”写成医疗技术管理语言；二〇二二年同类国家限制类技术文件使用“性别重置技术”，形成一个可精确定位的行政词形变化（卫生部 2009；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

第三类是新闻、档案与社区保存。南方周末二〇〇七年回访秦惠英时，明确追溯到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文汇报》二版头条《教授施妙术，须眉变女郎》，并把秦惠英称作“中国第一位被媒体公开报道的变性人”（南方周末 2007）。这类回溯材料同时携带两个时间：被叙述事件的时间与后来的记录时间。跨与多元性别档案、跨性别新闻档案、跨性别华语编年录等数字保存项目进一步让失散网页、机构材料与新闻重新进入可检索历史。

为处理这些时间差，本文为每条重要命名证据建立八字段词语卡：

  1. term_form：原始页面或文件里实际出现的词形；
  2. speaker：医院、政府、媒体、学者、社群组织或个人；
  3. referent：词当时具体指向的人、诊断、技术、身份或服务对象；
  4. institutional_function：诊疗、新闻叙事、身份登记、技术监管、调查取样、互助服务等；
  5. event_time：被描述事件发生的时间；
  6. record_time：现存材料形成或发布的时间；
  7. self_or_external_label：自称、机构称呼、媒体他称或分析者术语；
  8. later_gloss：今天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而添加的历史解释。

这八个字段把“原词保存”与“今天解释”分开。历史材料因此保留自身语言，研究者也能清楚指出该语言来自哪个制度和年代。

三、第一层：八〇至九〇年代的医学化与媒体人物语言

一九八〇年代是当代中国性别非常规经验重新进入大规模公共媒体的重要阶段。Zhou 与 Liu 的国家报刊语料从一九八〇年开始，显示媒体会借医学知识、社会化原因、家庭秩序、教育与治理问题组织性别非常规报道（Zhou & Liu 2023）。Ke Zhang 等人对中国英文新闻媒体的语料研究同样发现，健康、受害、社会进步等框架长期并存，说明媒体语言承担多重社会角色（Zhang et al. 2023）。Ke Zhang 与 Huibin Zhuang 的视觉研究则展示报纸照片怎样把性少数塑造成受害者、隐藏者、行动者和精英等不同社会角色（Zhang & Zhuang 2023/2025）。

在这套媒体环境里，“变性”特别适合人物新闻。它是一个事件性很强的动词／名词：身体发生了“变化”，新闻便能围绕手术前后、姓名、服装、婚姻、职业、身份证与公众反应展开故事。一九九〇年秦惠英被《文汇报》公开报道，二〇〇七年南方周末回访仍把“第一位被媒体公开报道的变性人”作为历史定位；一九九五年金星接受手术，随后纪录片、自传、访谈和电视生涯又把“变性舞蹈家”“变性经历”等词带入更广泛娱乐媒体（南方周末 2007；中新网 2011）。

“变性人”的媒体生命力来自其高度可叙事性。它把一个复杂的身份经验压缩成“发生过性别转换的人”，并天然连接“前／后”的时间结构。九〇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代早期的报道因此常把手术作为人物故事的中心锚点。方刚一九九六年的《中国“变性人”现象》同样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以“变性人”为题目的专门公共讨论和纪实书写（方刚 1996）。

这一层还与当时医学分类彼此强化。公开新闻经常调用精神科、整形外科、心理学专家与“患者”语言；医院与专业材料又会借公共案例解释诊断和手术。媒体人物层与临床诊断层由此形成循环：临床词为新闻提供解释权威，新闻人物为临床类别提供社会可见性。Zhou 与 Liu 所描述的“让性别非常规进入治理视野”正发生在这个循环中（Zhou & Liu 2023）。

从语汇地层看，“变性人”代表媒体人物层的典型词。它的历史价值来自记录一个时代怎样把性别转换想象为可报道事件。今天保存这一词形时，词语卡应同时写明说话者与年代；这样，历史材料的原貌与当代自我认同语言能够并置阅读。

四、第二层：临床诊断语言把经验写进门诊、病历与技术条件

临床层拥有另一套节奏。现代中国性学和精神医学的知识谱系贯穿二十世纪，Chiang 的《After Eunuchs》把现代中国关于性、身体与 transsexuality 的形成放进更长的科学与医学史（Chiang 2018）。在改革开放后的医院和精神科语境中，“易性癖”“易性症”等词逐渐成为能够连接诊断、心理评估、整形外科与手术资格的专业名称。

二〇〇九年卫生部《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提供了一个极清晰的制度切片。文件标题以“变性手术”命名技术，同时正文把服务对象写为“易性癖病患者”，并围绕医院等级、医师资质、年龄、婚姻状态、诊断证明和术前材料设定临床应用条件（卫生部 2009）。同年公开新闻直接复述“易性癖病”“变性手术”等词，使临床诊断语言通过政策新闻再次扩散到大众媒体（中国广播网 2009；中新网 2009）。

二〇一八年的北医三院页面又提供另一种时间证据。页面标题是“易性症综合治疗门诊”，正文同时出现“性别认知”“易性癖”“易性症”等临床词，并把咨询、治疗与多学科帮助连接起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18）。同一个时期，UNDP、北京同志中心以及学术研究已广泛使用“跨性别”作为人口和身份总称。医院与社群因此处在不同命名节奏上：医疗机构按照诊断体系、学科传统和门诊管理更新术语，社群和研究组织按照身份政治、国际交流与服务实践更新术语。

二〇二二年的国家限制类技术文件则把手术管理标题更新为“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词语中心从“变性手术”移动到“性别重置技术”，标志行政医疗命名继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在同一历史时刻，“跨性别”已经是公共研究和社群服务的主导总称，“性别重置”承担的则是技术监管功能。两个词的功能边界因此比“旧词—新词”的替换关系更有解释力。

临床层最值得保留的历史信息，是诊断与服务之间的接口。一个诊断词往往决定挂号科室、证明文件、手术路径、心理评估和病历记录；它在个人生命中的作用可能远大于其在大众媒体中的可见度。研究词语史时，临床词应与当时具体制度程序一起记录。

五、第三层：行政程序语言把“性别”连接到证明、户籍与医疗监管

行政层通过程序塑造词的含义。二〇〇二年公安系统关于公民实施变性手术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的批复，把“变性手术”“户口登记性别项目”“医院证明”“身份号码”等概念连接成一条可执行链。现存文本显示，申请人凭指定医院成功实施变性手术的证明，经公安机关审核后办理性别项目变更，并重新编制公民身份号码（公安部三局 2002）。在这里，“变性”首先是一个行政事实：它需要可验证材料，随后触发户籍字段和身份证号码的更新。

这种语言与媒体“人物前后变化”的叙事形式存在明显差别。行政文件关心证明类型、审核主体、字段更新和后续证件；人物报道关心人生经历与社会反应。二〇〇二年的媒体报道把两种语言重新接在一起：公众第一次更集中地读到“变性人”怎样修改身份证与户籍性别，行政程序因新闻传播获得更高可见度（新华社／新浪 2002）。

二〇〇九年的卫生规范又把另一组行政动作接到“变性手术”上：医疗机构资质、医师资质、诊断、证明、年龄与婚姻状态被写成技术准入条件（卫生部 2009）。二〇一八年的 UNDP《Legal Gender Recognition in China》进一步系统梳理法律性别承认的法律、政策与实践，并明确使用 transgender／跨性别作为报告服务对象（UNDP 2018）。同一行政对象由此可以同时被“变性手术后户籍变更”“法律性别承认”“跨性别者权利”等不同话语描述。

行政层说明，词语的制度意义取决于它连接的动作。一个文件中的“性别”可能是户籍项目，一个医疗规范里的“性别重置”是受限医疗技术，一个倡导报告里的“法律性别承认”则是身份与公共服务问题。历史研究若只抽取关键词，会失去这些动作关系；词语卡中的 institutional_function 因而是核心字段。

六、第四层：二〇一〇年代的“跨性别”进入研究、调查与服务网络

“跨性别”在二〇一〇年代获得新的制度密度。Howard Chiang 主编的《Transgender China》于二〇一二年把“中国／华语世界的 transgender studies”作为明确学术对象；其后《After Eunuchs》《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等研究继续扩展历史尺度（Chiang 2012, 2018, 2021）。Hongwei Bao 的中国酷儿运动与酷儿媒介研究、Jia Tan 的数字女权与酷儿媒介研究，也把身份词汇放进社会运动、平台与媒介基础设施的变化中（Bao 2018, 2021；Tan 2023）。

公共调查是“跨性别”制度化的另一条路径。二〇一六年 UNDP、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北京同志中心联合实施的全国调查，在标题中直接列出 sexual orientation、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并把 transgender／跨性别纳入 LGBTI 调查人口；近三万份有效问卷使这套分类进入全国性数据基础设施（UNDP 2016）。同年中文版 Trans Health Blueprint 把 trans people／跨性别者作为健康服务对象，连接政府、民间组织、医疗专业人员与社区经验（UNDP 2016/2018）。二〇一七年针对跨性别与性别非常规者的全国调查，又进一步把“跨性别群体”变成可量化的独立研究人口（北京同志中心等 2017）。

学术健康研究也强化了这一变化。Zhang 等人在二〇一六年的全国网络调查使用 transgender people 作为研究对象；Chen 等人的全国研究分别讨论激素／手术需求与自杀风险，跨性别成为研究设计、纳入标准与结果呈现中的稳定人口类别（Zhang et al. 2016；Chen et al. 2019, 2020）。这一层的关键转变，是“跨性别”能够同时覆盖接受手术、准备接受医疗、选择其他身体路径以及以多种方式表达性别的人。

服务网络让这一总称进入日常接口。二〇一八年全国跨性别热线上线，后续热线 2.0、跨儿心理小组、家长支持群、健康调查和医疗转介把“跨性别／跨儿”写进咨询入口（China Development Brief 2018；跨儿心理小组 2022）。在这种服务环境中，词语首先承担“让人找到资源”的功能：一个名称需要让求助者、家长、心理服务者、医生与志愿者迅速识别服务范围。

“跨儿”尤其体现关系型命名的力量。它把英文 trans 的翻译历史、中文亲昵称呼与社群互助结合起来，在心理服务、家长沟通和公共科普中形成具有中文社群色彩的称呼。它与“跨性别”存在包含关系，也拥有不同情感温度和使用场景。社群层的词汇因此经常比行政分类更细，也更依赖平台、年龄、关系网络与自我选择。

七、四层同时存在：二〇一八至二〇二五年的“语汇地层”

二〇一八年是观察四层共存的一个好截面。北医三院发布“易性症综合治疗门诊”页面；UNDP 发布《Legal Gender Recognition in China》，明确讨论 transgender people；全国跨性别热线在社会组织网络中上线；媒体仍频繁使用“变性人”“变性手术”帮助大众理解人物与医疗新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18；UNDP 2018；China Development Brief 2018）。同一年，一个人进入不同机构时可能依次遇到四套词汇。

二〇二二年之后，这种叠层更清晰。国家医疗技术管理使用“性别重置技术”；医院、研究论文与服务团队继续各自采用临床词或“跨性别”；社群平台同时使用 FTM、MTF、FTX、MtX 等缩写来表达方向、身体计划或身份位置；“跨儿”在家庭支持和心理服务中保持可见。每一个词都携带一个“谁在说、对谁说、为了完成什么”的坐标。

这正是“语汇地层”模型的核心。四层可以写成：

临床诊断层 → 媒体人物层 → 行政程序层 → 社群服务层

箭头表示相互翻译与借词，同时四层各自保留内部时间。媒体会引用医生，行政文件会要求医院证明，社群报告会研究行政门槛，医院又会在新研究与国际诊断框架影响下更新术语。词语在层与层之间移动时，意义会发生压缩或扩张。

“变性人”在人物媒体中具有强叙事性；“易性症”在某一时期的临床接口里具有诊断功能；“性别重置技术”在二〇二二年国家规范中具有技术监管功能；“跨性别”在调查、研究与倡导中具有伞状分类功能；“跨儿”在部分中文社群和家庭服务中具有关系与互助功能。把这些功能写进同一张历史图，读者便能理解为什么词汇共存，以及为什么同一词在不同年代具有不同社会重量。

八、词语变化背后的三种速度

语汇地层还有三个速度。第一是制度更新速度。法规和医院名称往往受正式程序、专业体系与文件周期影响，更新相对集中于特定修订节点。二〇〇九与二〇二二年的国家医疗规范因此成为非常清楚的时间标记。

第二是媒体传播速度。媒体词汇会因名人、纪录片、司法案件、政策新闻和平台热点迅速扩散。“变性人”在九〇年代借手术人物故事获得全国可见性，金星的长期公众生涯又让这一词在娱乐媒体中保持高频。媒体同时会吸收“跨性别”这样的新总称，使旧人物词与新身份词在搜索结果中长期并列。

第三是社群创新速度。社群词可以在小范围中快速生成，通过论坛、群聊、视频平台、服务组织和同伴网络传播；只有一部分会跨平台、跨年龄层稳定下来。GenderLibs 当前跟踪的“药娘”“MtX／MTX”“MTE”等词正处于这一层的不同证据阶段：公开检索存在语义碰撞和样本稀疏，历史记录适合保留具体使用场景与日期，并等待更多独立样本形成稳定定义。相较之下，“跨儿”已经在医疗、心理与家长支持材料中形成更长的公共使用链。

三个速度解释了为什么词语更新呈现错位。法规修订一次，媒体可能已经经历数轮称呼变化；社群内部可能形成更细的路径词，而医院仍沿用上一诊断体系的门诊名称。研究者面对这种错位时，需要追踪传播范围和制度功能，而非只排一个“先进／落后”的词表。

九、如何读取历史材料：保留原词，同时标出今天的位置

跨性别历史中的原始词汇带有时代知识结构。有些词今天具有明显病理化色彩，有些词仍在法规或病历档案中承担技术意义，有些词已经从常用自称退到历史材料。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让这些差异可见。

一个实用写法是“原词＋角色＋年代＋今天解释”。例如：

  • 2009，卫生行政／医疗技术： 文件使用“变性手术”“易性癖病”，反映当时技术监管与临床诊断语言；
  • 2016，全国调查／研究： “跨性别者”进入全国性社会调查和健康项目，承担人口分类与权益研究功能；
  • 2018，医院门诊： “易性症综合治疗门诊”显示临床机构自身的诊疗命名；
  • 2022，国家医疗技术监管： “性别重置技术”成为限制类技术规范标题；
  • 2020s，社群服务： “跨儿”等称呼进入心理、家长支持和资源导航，承担互助与关系识别功能。

这种写法让读者看到同一时期的多套语言，并能追踪语言与制度之间的连接。它也方便未来更新：如果发现新的早期报纸、医院通知、论坛存档或口述史，只需增加一张词语卡，就能把新证据插入对应地层。

数字档案尤其适合这种方法。跨与多元性别档案保存组织材料，跨性别新闻档案保存新闻文本，跨性别华语编年录提供按时间组织的索引。档案页面本身拥有抓取与整理日期，被保存材料又拥有原始发布日期；研究时把两个时间同时记录，可以减少“今天能搜到”与“当年已经广泛使用”之间的混淆。

十、历史边界：地区、阶层、平台与自称来源

现存材料的密度带有明显地理结构。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全国媒体、全国性调查和长期社会组织拥有更高保存概率；地方城市、小型社群、个人论坛、停运网站与线下互助网络留下的公开记录更薄。因而，公共词语史呈现的是“被记录下来并进入可检索制度的语言”，它与全部生活语言之间存在取样差异。

自称与他称也需要独立字段。报纸给人物使用“变性人”，只说明媒体选择了这一类别；医院写“易性症患者”，说明临床接口采用这一诊断词；调查参与者勾选“跨性别”，又属于研究分类与个人认同的交界。一个人的自我称呼还可能随年代、平台和关系变化。把 self_or_external_label 写进词语卡，可以让个人声音与机构分类各自保持位置。

地区范围同样重要。Chiang 的《Transgender China》与《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更广华语世界放在跨区域历史中比较（Chiang 2012, 2021）。本文聚焦中国大陆制度与公共语言，同时把华语研究作为背景参照。这样能够看到跨区域词汇流动，也能保持法律、医疗与媒体制度的地区差异。

十一、结论：跨性别语言史是一张制度地图

从一九八〇年代到二〇二五年，中国大陆关于性别转换与跨性别经验的公共语言经历了持续扩展。媒体人物层让“变性人”成为大众熟悉的叙事类别；临床层以“易性癖／易性症”等词连接诊断、门诊和手术路径；行政层把“变性手术”“户籍性别项目”“法律性别承认”“性别重置技术”等词写进程序；社群与研究层则让“跨性别”“跨儿”及更细的路径词承担调查、服务、互助和自我描述功能。

这四层共同构成一套语汇地层。新词进入公共语言时，会在某些场景迅速成为主流，同时与旧制度词长期并存。词语的历史意义因此来自四个坐标：谁使用、指向谁、完成什么制度动作、发生在什么时间。

对历史档案而言，这一模型把“词”变成可验证对象。每次遇到一份新材料，研究者可以记录原词形、说话者、制度功能、事件时间、记录时间、自称／他称关系和后来的解释。随着材料增加，中国大陆跨性别语言史会逐渐呈现更细的地区差异、机构迁移、社群创新和个人声音。

这也为下一阶段的跨性别历史研究提供路径：地方医院与城市史可以补足临床地层；早期报刊与电视档案可以扩充媒体地层；公安、教育、就业与司法材料可以扩充行政地层；论坛、热线、家长网络、志愿者口述史与数字保存项目可以扩充社群地层。四层互相连接，最终形成一张能够持续修订的中国大陆跨性别公共语言制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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